一个小山村，靠茶叶和打工经济发展到不再为物质匮乏而苦恼时该怎么走？堰河村党支部书记闵洪艳，这个典型的中国村官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到了学校。在听说专家们正考虑建立一个各学科的综合农村实验基地、帮助他们发展观光农业后，这个粗黑的汉子看起来有些激动。
      博导、教授、专家，这些名词与农民有点远。五山镇党委书记胡海洋就说，我们见到的各级的“官”多，就是专家教授见的少。我们的专家教授能放下手头的事情，为村官闵洪艳支招，既是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尊重，又是对学校把成果写在田间地头传统的继承。
      但专家们出的招还不仅仅是表达了一个“要关注三农”的态度这样简单。道理很简单，“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专家教授表个态、说些套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却是闵洪艳们最头疼的，他们不晓得什么“有、无、优”。这个时候，村官们会更为实际的关注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次，我们的专家教授给出了份满意的答卷。除了有针对性的具体技术问题外，他们还提出了颇有创意的设想，即建设各学科的综合农村实验基地，说白点就是希望农、理、文等多个学科的专家一起来就对某个农村建设出招。其中既有乡村建设规划、乡村文化发掘与保存、乡村调查、农民的公民教育等内容，也有具体到怎样帮农民增收的具体技术细节等内容。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农村正面临着比经济匮乏更严重的困境：传统的丧失、环境的恶化，收入成为了判断的唯一依据。在经济匮乏尚未完全解决的时候，精神的匮乏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制约力量。在这样的困境中，一味的强调发展很可能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而这样的困境单独靠农村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摆脱的，更需要大学的先进文化这样的外力去指导帮助农村，而这种帮助决不仅仅是局限于培育某个新品种。
      专家教授提出的综合农村实验基地，这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先生的定县实验。他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加以医治。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村有些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却又添了许多新问题。如能持之以恒并加以复制推广，综合农村实验基地未尝不是医治的一种药方。
      建设这样一个综合基地，其实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这所大学的每一个人，不要安于舒服的沙发上去想着成果的转化，而是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正如晏阳初先生所说，“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