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转基因在中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一切源于三张转基因农作物“绿卡”的发放。
2009年8月，国家农业部为包括BT水稻在内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了生物安全证书，打开了中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的“闸门”。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国史学会原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三农学者李昌平等起草100多人联署的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公开信表示：“在国际上生物能源产业化和农产品武器化的大趋势下，农业部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商业化生产经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我们认为，将安全性仍然存在广泛、激烈争议的转基因食物主粮化，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
著名生物学家方舟子认为，在我国科学界，主流都是支持转基因的。只有个别的科学家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尤其是环境的安全性。而公众也因为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了解，造成了一些心理上的恐慌。
美国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雷戈里?谢弗说：“中国政府决定批准一种在自己国内发明的转基因大米，这在全球正在进行的转基因争论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个过程将会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因为它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欧美之外发展的转基因品种在欧美寻求认可。这将可能影响整个欧美的转基因政治。”
农业部科教司综合处处长周平表示，转基因商业化关涉生态保护、人类健康、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国家对转基因生物安全一向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规范的管理。
“坚定不移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种植”
多年研究转基因技术的黄大昉教授，是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他对本刊记者说：“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已经打开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商业化种植最难过的一道坎儿就是拿到安全证书，这关过去后，说明你的种子安全性没问题，接下来还要经过品种审定程序，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这三关走过了，转基因水稻才可进入大面积种植。这个过程至少还要两三年。”
“不过，颁发安全证书，下一步必然是推广应用，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推动转基因产业化。”
黄大昉对记者说，现在全球转基因技术及作物的发展可以用“迅猛”两个字形容，“没有哪一项农业技术有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转基因技术对农业发展的推动将是革命性的。”
据黄大昉介绍，人类对于转基因的研究经历了很长时间。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提取BT基因成功移植到玉米中，90年代中期以后，转基因作物进入产业化种植。
转基因技术出现以来，铺天盖地的争论就没有停止。然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争论，可是它的发展势头始终不减。今年2月，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消息称，去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达1.34亿公顷，相比1996年刚刚进入产业化时全球的种植面积170万公顷，十多年的时间里，全球种植面积增长了79倍。到2008年，全球大概有70%的大豆，46%的棉花和24%的玉米转基因了。
当然，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是有其自身原因的。黄大昉说，欧洲对转基因的保守，更多地体现为对美国农产品的贸易壁垒问题。而中国对转基因的保守，也有贸易保护的问题，当然还有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的不平衡，科普工作做得不好等原因。
黄大昉认为，从全球农业发达国家看，转基因已经跨过了技术成熟期和产业发展期，进入了“战略机遇期”。“中国唯有迎头赶上，而不能犹豫或退缩。”
“成功的抗虫棉与失守的大豆”
农业生产最大的敌人莫过于病虫害，仅危害棉花的害虫就有300多种。
1992年，黄河和长江流域棉花主产区发生棉铃虫灾害，棉农喷施农药，导致10万人中毒，1000多人死亡。棉铃虫灾害致使长江流域棉产区减产30％以上，黄河流域棉产区减产60％-80％，部分地区甚至绝产。作为我国出口创汇支柱产业之一的棉纺织业受到严重影响。
而当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将BT杀虫基因导入棉花获得抗虫转基因棉花，凭借优良的抗虫性能，孟山都抗虫棉迅速进入中国市场，1998年，孟山都公司垄断了中国棉花市场份额的95%。
“当年我们也试图和孟山都谈合作，买他的技术，结果人家一开价就是9600万元，没法谈。”黄大昉说。
内患外忧，汇集了范云六、郭三堆、黄大昉等一批优秀转基因生物科学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主研发抗虫棉的道路。
黄大昉时任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告诉记者：“在863计划中，生物技术排在首位，培育高产抗逆的优良品种被直接提到了产业化的高度上。”
从1991年起，作为国家863计划的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所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正式启动。“那时候，国家拿出1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至今对国家的支持心怀感激。
1994年，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单价抗虫棉研育成功，这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成功研育抗虫棉的国家，打破了美国抗虫棉对我国市场的垄断格局。“这时候，孟山都看到我们有一些科研成果了，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建立研究中心，但是产品必须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产权是他的。当然我们不干了，我们底气足了。”
今天来看，当年自主研发抗虫棉的路子是走对了。“你看现在的印度和澳大利亚，没有自主研发的抗虫棉，全部用的是孟山都的种子，完全受制于人家。”
1999年，国产抗虫棉进入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市的植棉市场，开始了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产业化进程。
“经过10多年的反击，至2008年，国产抗虫棉所占的市场份额已达到93%。目前，国产抗虫棉已走出国门开始在印度推广，与巴基斯坦、澳大利亚、越南等国亦有合作意向。”黄大昉说。
国产抗虫棉的成功，在于探索了一条产业化道路，印证了一个基因拉动一个产业的预言。
黄大昉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发展抗虫棉，我们就提出要实现高技术和大资本的结合。1998年，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诞生了，深圳东方明珠集团出资金、中国农科院生物研究所出技术，双方按国际管理模式将资本和技术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推动抗虫棉转基因技术在全国大规模实施产业化。
我国在发展转基因技术方面，也有沉痛的教训。那就是大豆。
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净出口国到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仅用了5年时间。
“大豆没有列入863计划，因为那时国产大豆品质非常好，我们是大豆出口国。再加上当时国力弱，研发资金有限，就没有投入对转基因大豆技术的研制上。”黄大昉说。
1996年，转基因大豆在美国和阿根廷正式商业化种植。
2001年我国加入WTO，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了仅3%的低关税等诸多让步，使得转基因大豆凭借低价顺利进入并迅速占领绝大部分中国市场。
“大豆是我国加入WTO后受冲击最大的农产品。”黑龙江大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表示，在2002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之前，我国在转基因大豆进口上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美国转基因大豆在欧洲、日韩等国遭到限制后，把出口重点放在了中国。
为什么美国等国的转基因大豆横穿大洋运到中国，价格却比中国大豆低那么多？黑龙江省农科院前院长、大豆专家刘忠堂分析，因美国大豆实行现代化规模种植，政府给农民提供大量补贴，这使得大豆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直到2002年，大豆才成为第一个享受直接补贴的中国农产品。
2009年包括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培育在内的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国家发改委一位专家表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培育包括转基因大豆的研究项目。
刘忠堂说，政府这两年明显开始偏向发展转基因大豆，目前我国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已进入中间试验环节，在黄淮海和东北地区均设有试验田。
“谨慎再谨慎，除了棉花，再没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商业种植”
在我国，18亿亩红线内的农田，转基因棉花是唯一大面积种植并初步实现产业化的转基因农作物。此外还有少量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临床试验田，其他转基因作物还没有生根。
转基因的商业化进程离不开转基因技术和安全管理这两条腿的协调前进。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对于我国转基因技术安全性问题深表担忧，认为我国转基因安全研究和管理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利用是非常谨慎的，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管理与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是同步的。”黄大昉说。
据黄大昉介绍，原国家科委于1993年12月发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6年，农业部颁布实施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
“20多年来，国家大力支持转基因研究的发展，并通过加强管理来防范转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在商业化推广上，一度采取了过于谨慎的态度，1998年以后除了棉花，再没有批准其它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应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也由世界第三掉到了世界第六。”
记者从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课题组了解到，十多年来，我国科学家在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获得了新基因610个，其中包括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基因46个；建立了棉花、水稻、油菜、杨树等主要农作物和林草的植物转基因核心技术，创制了2万多份优质、抗病、抗虫、抗旱、耐盐、抗锄草剂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
本刊记者注意到美国《新闻周刊》日前的报道说“自从1980年后期以来，中国大手大脚地投资于基因农业技术，大约100个实验室应运而生，并开发出了大量转基因作物，但是2002年底正在这些实验室可以将新品种商业化时，中国政府没有给予许可。”
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是最为明显的例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水稻是中国人的主食，对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在863计划支持下，中国的转基因水稻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华中农大张启发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朱桢教授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技术成熟已有10年了。
2004年末，有媒体报道，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商业化申请已经上了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桌上，转基因大米可能很快就能端上中国人的饭桌。
消息发布后引来一片质疑声，这些声音不仅来自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技术专家。
2005年，又有人称湖北某地规模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一时产生不少负面影响，此后国家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审批上趋于更加谨慎，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管理更为严格。
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上交国务院，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一份由两位英国科学家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
2004到2006年，农业部安委会几次搁置了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申请。
朱桢教授说，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在世界上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伊朗、菲律宾等国批准抗虫、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后，它们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
“如果我们不加快产业化步伐，在短期内我们的技术不能投入应用，势必会造成一些转基因技术领先优势不复存在。”黄大昉说。
“步入快速路，转基因跟大飞机同样重要”
2008年，全球粮价飙升。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又一次牵动了13亿中国人的神经。
2008年4月，农业部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调研，认为应该“在科学、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原先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缩短转基因作物上市的过程”。
2008年7月9日，对于中国的转基因产业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与大飞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项目一起，成为今后10-15年国家中长期重大科研项目，目标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直参与专项方案起草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对媒体表示，专项通过显示中央政府已经把现代生物技术作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个月后，《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出台，“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正式启动。
黄大昉说，为应对粮食危机，中国开始步入转基因发展的快速路。
2009年8月，备受争议的转基因水稻、玉米获得了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安全批准，意味着我国转基因作物在商业化种植道路上迈了一大步。
“经过11年研究，相关研发单位积累了充分的科学数据。从技术方面来看，科学家们进一步肯定了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申报资料进行了反复审查和评价，又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对食用安全、环境安全和目标性状等重要指标进行了严格的检测验证，证明了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同样安全。”黄大昉分析了我国在转基因水稻决策上重大转变的原因时补充到。
同年9月，生物育种被国务院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支持。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3月13日，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称，转基因专项规划的实施细则已经制作完成，正在报批中。
“国家对转基因的政策取向是，以我为主，独立自主，抢占自主知识产权制高点，慎之又慎，反复考量，确保安全性和环保性。”黄大昉说。
《大地》 (2010-06-16 第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