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发教授在作学术报告
■ 绿色追踪
新闻提示 美国《科学》杂志亚洲主编Richard Stone,2月25日,以《激进分子向转基因作物及科学家发难》为题,深入报道了在中国颇有争议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等研究转基因水稻的情况。学者严建兵认为,对于转基因,大部分国内媒体的报道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职业素养和科学素养,大部分报道,不但没有促成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问题,而是增加了更多的恐慌和误解。这位对转基因有更多关注的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一是《科学》明确了转基因水稻已经在伊朗和美国商业化应用。中国不可能“第一”。二是“乌有之乡”的本质。三是再次强调温家宝总理大力支持转基因研究。四是强调了张启发教授的贡献和处境。五是关于政策和科研资助的讨论也值得考虑。为了引起人们的深思,本刊编者在编辑《科学》的这篇文章时,作者王虹做了较为准确的翻译,本报记者范建作了些许带入性引述。
科学界明星何以成了“头号公敌”
文章以去年发生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张启发遭到现场质疑的场景,以此切入,不乏生动的细节和故事描写。它的开篇是这样描述的——
“在主持人请观众提问后不久,现场情况陡转直下。这是去年11月张启发教授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做完演讲还没下讲台时的情景。”
张启发教授是中国培育试验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先驱,他带领华中农业大学的水稻基因组及生物技术实验室团队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几十人进行转基因水稻品种的研究。他取得的成就使他在中国成为科学界的明星,而对于反对转基因的激进分子,他则成了“头号公敌”。
第一个问题张启发回避了。一个穿橙色夹克的年轻人猛地起身,照着一张纸上的内容,向张启发接二连三地发难。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怀疑科学家将转基因种子非法发放给农民。张启发及主持人拒绝回答,但承诺会举行公开讨论会讨论这些问题。接着一位妇女突然说道,“张启发是卖国贼!”并谴责他拿中国13亿人当试验小白鼠。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走近讲台,从前排拿起一个瓷茶杯,向张启发猛砸过去,但没有打中。
“当时情况危急”,国家玉米小麦改良中心驻中国科学家严建兵说道。几个参加报告会的教授护送张启发教授出了演讲房间,严建兵则报了警。当警察赶到时,煽动闹事者已经离开了。
疑点、猜测、误解值得冷静思考
公众人物所遇到的名誉“待遇”与往常有所不同,张在得到我国政府大力支持的转基因作物研究中被不少人反对以至于直指其本人,而这样一件号称造福于人类和社会的好事,为什么在公众和社会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公众的心目中留下各种各样的疑点、猜测、不安和误解?这值得人们认真冷静思考——
自从2009年11月,中国政府对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及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发放安全证书后,张启发和其他科研人员遭到猛烈攻击。对转基因的强烈抵制一定程度来自于“绿色和平”组织及担心转基因作物可能对生态及人类健康带来长期隐患的科学家。但有一个组织正加大火力,使像张启发这样的科学家躲闪不及,那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团体“乌有之乡”,英文名为Utopia(乌托邦,指理想中的美好社会)。
不管公众发出什么声音,美国《科学》的文章仍然站在主张转基因的中国科学家一边。Richard Stone主编写道——
过去的一年中,“乌有之乡”的激进分子及其支持者已经扰乱了好几场学术会议;严建兵及其他人怀疑他们也是中国农大事件的幕后主使。此后,事情愈演愈烈,自封为中国“新左派”旗手,持民族主义观念的“乌有之乡”,正在一封《公开信》上征集签名,斥责转基因作物。信中宣称,“中国正在被孟山都之类的农业公司利用,并要求撤回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该组织打算将该信呈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每年3月5日召开的最高层会议主要是规划来年政府的工作。”
不同的声音会不会影响研究
在Richard Stone看来,对于这样的动机和诉求,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没有人相信“乌有之乡”的请愿能影响中国政府,中国已把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作为首要任务。至今看来,“乌有之乡”的鼓动,对公众观点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去年夏天在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民意测验,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支持转基因水稻,较前些年,仅略微下降。但“乌有之乡”的举动显然可以减缓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进程。张启发团队以及其他一些独立实验室,花了15年来检测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现在,他认为,转基因水稻被批准商业化种植至少还有十年,假定安全证书过期后得到重新认证。
对此,中国科学家又怎么看,公众又怎么看——
科学家和官员承认,他们遭到了“乌有之乡”的猛烈突袭。“政府没想到公众会如此抵制转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据《科学》杂志粗略统计,过去的几个月中,至少有1万条对转基因水稻的评论登上了一些中国的当红博客网站。一些评论是客观的,但很多则没有任何依据。
“中国的科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一个属于“科学文化人”(Scientific Culturati)(中国学者中一个公然反科学的群体)的一位学者如是说。他争辩道,“通过抵制转基因作物,‘乌有之乡’及其同盟者自视为坚决对抗腐败及特殊利益的人。”
对于科学研究官方力挺转基因
面对转基因的不同声音,官方的低调比较微妙。但能看出,还是支持的。对此,政府是否过分谨慎?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又怎样。Richard Stone认为——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的事业,那时,中国允许四种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棉花、矮牵牛、番茄和柿子椒。自那时起,政府行动谨慎起来,之后只有两种转基因植物获准——杨树和木瓜。6种中只有抗虫棉在大规模种植。
2008年,中国政府启动35亿美元的转基因重大项目,刺激商业化应用。转基因作物一度前景光明。最高领导人对其成就表示公开支持。2008年,温家宝总理对美国《科学》杂志说,鉴于当年突然加剧的粮食短缺,“我坚决倡导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科学》,2008年10月17日,第362页)
倡导者说,种种趋势使转基因作物难以抗拒。在过去的15年中,尽管杀虫剂和化肥用量激增,水稻产量却停滞不前。大量施用化学物质很难抑制稻田害虫。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研究员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干旱与土地开发正侵蚀着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
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审查比其他任何国家对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审查都要严。农业部一再表述这个观点,Richard Stone在采访中国的支持学者后,也用了这个表述——
为开创中国崭新的转基因世界,转基因水稻整装待发。通过安全审查的两个品种可表达一种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Bt)的蛋白,该蛋白对一些昆虫有毒。伊朗和美国已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中国监管机构对全国首要谷物的一点小改进显得极其谨慎。“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审查比其他任何国家对任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审查都要严”,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黄大昉研究员说。
没有一项技术是万无一失的
支持的中国科学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完全是好的或彻底是坏的——
自1997年张启发揭开他团队研发的Bt水稻的面纱以来,农业部的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检测了各方面的数据,从环境中的基因漂移到Bt水稻对非靶生物的影响。至今,该调查组“在转基因水稻与传统水稻之间未发现明显差别”,委员会成员吴孔明说。但是,他和其他科学家也承认,没有一项技术是万无一失的。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影响仍然可以讨论研究。“没有什么东西完全是好的或彻底是坏的”,吴孔明说。但获得许可的两个Bt水稻品种“和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安全”,他说。
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
批评者拒绝接受主张转基因研究的思想,并引用中国谚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表明利害。从争议的不同学术背景的人群看,有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在看法上的尖锐对立,有自然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意见分歧,交织出多种复杂的声音,而作为政府部门的农业部在这样的争议声中,大多保持缄默,文章从学术背景不同身份的人中,作了如下描述——
上海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换了一种说法。他的发问是,“种植传统水稻需要大量化学杀虫剂,那就是安全的吗?”之后,他又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批评者拒绝接受这种思想。政府对Bt水稻的安全认可来的“太快了”,刘兵说。刘兵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科学政策专家,他带头请愿(独立于乌有之乡),企图撤销安全证书。与“乌有之乡”不同,刘兵言语慎重。“转基因研究是必要的”,他说。但如果转基因水稻大量种植,以后发现是有害的,“那就太晚了,没有人可以避开这种风险。”
“生态风险也不应被低估”,中科院生态学者魏伟提到中国Bt棉的一个未曾预见到的影响:作为靶标害虫,棉铃虫的威胁消退了,但盲蝽蟓和其它次生害虫又成为困扰。有些观点则站不住脚,“绿色和平”组织宣称,中国一些转基因水稻品系侵犯了国外专利,种植这些品种会使种子成本提高。“它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及独立自主构成潜在威胁”,绿色和平北京部的方立峰说。
对此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中国科学家都说他们欢迎严肃的讨论,并尊重对方。而在此时,“乌有之乡”挑起了战火。
“乌有之乡”吸引许多人参与讨论
一部分反对者成为“乌有之乡”的吸引的对象,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府退休官员。“乌有之乡”的世界观,使得Richard Stone这样的编辑在文章的评述中也使用了较为激烈的言词。这甚至成了当今这场科学争议的常态。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如何看待不同意见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的结果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自2003年成立时起,“乌有之乡”网站(www.wyzxsx.com)已吸引了许多高调拥护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府退休官员。该团体从不隐藏其对转基因作物的轻蔑:其上满是这样的文章和评论,其作者认为,他们的声音一直被中国官方媒体所忽略。尽管政府对科学抱有极大信仰,仍然有很多文章抱怨中国盲目采用新技术,企图以此医治国家的痼疾。“乌有之乡”的《公开信》在要求撤回转基因水稻安全许可证的同时,还呼吁成立一个新的监督机构来替代农业部转基因安全办公室。信中说,该机构无法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乌有之乡”和其他团体批评安全检测有缺陷,尤其是Bt毒蛋白的小鼠灌胃实验。
昆明云南财经大学顾秀林说,“人们要吃的东西这样(的实验)远远不够”。顾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其文章发布在“乌有之乡”的网页上。因此,顾秀林认为,张启发和其他转基因科研人员“欺骗了整个国家”。其他“乌有之乡”成员自恃为毛泽东主义者,为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农村穷人及受压迫的城市居民辩护。他们经常从道德和民族主义层面表达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严建兵博士批评道,很多虚夸的言辞“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研究者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出“绿色超级稻”
官方仍在为转基因研究,从经费、人才和物质等做着积极的准备。但在公众中,不可能统一的活跃思想仍然影响着科学界。在一红便红的社会现象下,张启发面对的态势却不是这样,尽管他已拥有中国最光辉头衔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他仍然受到无休无止的指责和干扰。他表示,如果他的Bt水稻没能推向市场“会非常遗憾”,但他说,“我的心里是宁静的”。他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出“绿色超级稻”。文章作者写道——
为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乌有之乡”充满仇恨的激进曲解,中国政府已设法开拓转基因作物研发的新的疆界。有消息称,今年农业部已为此划拨几十万美元,并打算在从2012年开始“十二五”的新的五年计划中,再分拨150万美元用于风险评估及公众参与。科学家解释说,至今经费的支出效果不佳,需要更加积极的努力。
如果这样一场运动得到助力,张启发会得以解困。现在无论他到何处演讲都会受到攻击,而且几乎每天都收到责骂的电子邮件。他承认,如果他的Bt水稻没能推向市场“会非常遗憾”。但他看的更远:“我的心里是宁静的”,张启发说,他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出“绿色超级稻”。优质高产、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营养丰富并且口感优良的理想品种。即便是“乌有之乡”也定能看到张启发愿望的乌托邦本性。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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