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缅怀良师，桃李门墙，德范犹香，大爱永传。从“一穷二白”，落后于外国同行20年的基础起步，到奋起直追，一举站到国际学术界的最前端……我校国家重点实验屡创佳绩，辉煌战果离不开老教授们的辛劳。饮水思源，谨以此版向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20周年致敬。
■刘后利：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从1962的大弟子傅廷栋到1995年的关门弟子李再云，前后30多年间，刘后利教授培养了研究生共计63人次，其中有新中国第一位油菜遗传育种方向的研究生傅廷栋，新中国第一个农学博士孟金陵等。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已经成长为国内外各类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他与傅廷栋、张启发两名院士的故事最能反应刘后利教授的育人观。
时常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油菜遗传育种专家傅廷栋院士是十字花科的“科长”（注：油菜属十字花科），他总是幽默而耐心的纠正：“其实，我只是一个‘副（傅）科长’，‘科长’是我的老师刘后利教授。”
1962年，傅廷栋师从刘后利教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油菜遗传育种方向的研究生。在刘后利悉心的指导和支持下，1972年，傅廷栋发现了波里马雄性不育材料（Polcms）。这个被国际上公认为“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后来被国内外广泛用在育种实践中，加快了世界油菜生产进入杂交油菜时代的步伐。
“寻找波里马雄性不育型油菜时，刘后利教授还在‘牛棚’里接受‘改造’，我是年轻教师，才没有受太大冲击。”多年以后，傅廷栋翻出1972年实验记录本，诙谐地说：“本子是刘教授制作的，我负责观察和记录，他遥控指挥我。造反派把我们的教研室称为‘资产阶级顽固堡垒’。”
刘后利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的指导，则反映出他瞄准国际前沿、对学科发展敏锐的把握能力。刘后利认为，单科性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般数理化和生物学基础，都不及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必须补足必要的基础，特别是基础学科知识和现代实验技术。在他的建议下，张启发先后学习数量遗传学、数学，为后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后又以429分的高分考上了刘后利的研究生。
1982年2月，张启发以进修教师身份赴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临行之前，刘后利为他设计了一个既要选课、又要读学位的两全方案。四年半后，张启发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争取张启发夫妇回国，年过古稀的刘后利在学校遗传、植物生理和学校中心实验室3个具有现代设备的实验室来回奔波，逐项落实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必须的实验仪器。在他和学校领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86年7月，张启发回到华中农业大学，由此开创了中国植物功能基因组研究的全新局面。
■章文才：学生口里的“章妈妈”
原武汉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的学生喜欢称呼章文才为“章妈妈”，几十年来一直未曾改口。而章文才也很愿意做这个章妈妈。他认为：只有有了众多的人才，中国的园艺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课堂上，生产实习中他对学生都关爱有加，这种关爱不仅表现在学校里，甚至持续到了这些学生毕业后的人生之中。学生遇到困难了、取得成绩了，都愿意告诉他，他了解后都会及时去信安慰或祝贺，学生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他也是积极的想办法。
“那是1981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章先生穿着半新的深蓝色中山装，很干净，旧皮鞋也擦得发亮，头发向后梳理得很顺”。华中农业大学77届果树学专业的同学们仍能回忆起第一次听章老师课时的场景。那时先生已经77岁了。
无独有偶，1980年章文才在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大学)的一个学术报告，改变了一个名叫邓秀新的年轻大学生的人生轨迹。章文才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表达给邓秀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1年底，他报考了章文才的研究生。章文才小心地帮助这个年轻人树立科研信心。章文才总是告诉他，做研究要有信心和恒心，认准的事情就要坚持不懈。之后章文才主持的学科被国家教委和农业部评选为中国第一个果树学博士点和全国重点学科，邓秀新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果树学博士。时至今日，邓秀新很好地继承了老师的衣钵，成为了中国柑橘产业的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1985年，年逾八旬的章文才依然壮心不已。“我深感过去工作做得不够，现在我怎能不努力奋斗，思想上还准备培养10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在给学生林庆森的心中这样说。而实际上，他大大超出了自己的规划。90岁高龄时，他还指导着7名博士生。
1998年，已经到生命边缘的章文才仍然惦记着学生蔡礼鸿的博士论文进展。11月11日，章文才嘱咐蔡礼鸿克服困难，下定决心把论文开题报告尽快拿出来给他看。12月8日，先生去世，享年95岁。在清理恩师的遗物时，蔡礼鸿发现自己提交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上，有章文才颤颤巍巍的字迹“2000年8月毕业，蔡礼鸿获Ph.D学位”。看到这行字迹，蔡礼鸿热泪夺眶而出。
“他特殊的启发式教育给学生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章老师始终坚持身教重于言教，在教学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对祖国、对园艺、对柑橘的热爱贯穿其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这样回忆恩师。
■孙济中：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特色的形成，与孙济中有着直接关系。80年代后期，他与当时领导班子关于改造提升学科的思考与行动，使华中农业大学受益至今。
孙济中是华农的老校长，他以一个战略教育家的眼光，为学校创建国内一流学科，形成局部优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如果一所高等学校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绝招、拳头产品，平庸和无所长，终将难以自立。”
在国内，孙济中最早提出要用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果，充实改造农业院校的传统学科。在他的呼吁下，学校从课程、专业、学科和平台建设上来实现此思路，较早开出分子遗传学课，较早开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创建了生物技术中心、作物遗传改良和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孙济中惜才，他说：“学校要搞好, 必须把眼光放远些, 20 年后看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 特别是拔尖人才如何, 有没有国内外一流的重点学科和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带头人, 成为检验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不是有成效的重要标志。”每次出国，他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探望现在留学海外的华农学生。“孙校长的开明和爱惜人才的远见卓识在留学生中有口皆碑”。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耿旭博士这样说。在当时，因为怕留学生滞留国外不归，国内对选拔人才出国有很多反对意见。孙济中力排众议，坚持选派人才出国。在80年代后期，华中农业大学先后派出420多人出国留学、访问、进行合作研究，其中留学人员有200多人，学成回校 130 多人。对于学校下定决心要超常发展的生命科学，他更是一个一个的挑选领军人才。
最能体现这位伯乐识人能力的，是他与“两邓一张”（邓秀新、邓子新和张启发）的故事。
1986年留美博士张启发学成归来，孙济中马上与农学系联系，腾出一间实验用房供张启发专用。他对张启发说：“建立实验室的时候，特别是在号令水电等后勤部门的时候，你看我这块校长的牌子，能怎么用，你用就是了。”留英博士邓子新1988年回国后不久，就联系组织了一个国际实验训练班。但学校条件艰苦，无法达到训练班的要求，邓子新只好求助校长帮助解决。孙济中一口答应了。经费不足，经过领导研究，在学校经费吃紧的情况下拿出专款资助；没有用房，就从学校中心实验室腾出两间房子；水电供应没有保障，他亲自督促后勤部门改装实验室的用水管道，配备供电专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果树学博士邓秀新，由于德才兼备，成果突出，33岁就被破格任命为园艺系主任。80年代后期，华中农大的“两邓一张”在全国农业高校系统声名鹊起。如今，三人均成为院士。
■谢岳峰：恩师 挚友 楷模
谢岳峰是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乃至全国的著名水稻专家。他培育的华矮4号、华矮8号和华矮17号等系列品种在我国得到大范围推广，累计种植面积达8000多万亩。
“我现在已经55岁，我想还可以争取多做些工作……这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1984年，谢岳峰这样写道。
正是从这一年，谢岳峰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首次对我国南方稻区主要栽培品种的白叶枯病菌系的抗性及抗谱进行了研究，筛选出多个抗病品种和具有不同抗病谱的新抗源。国际上，他首先证实了成株期抗病基因的显性反转现象，探明了成株期抗病性特点及抗性机理。
自从1953年留在了华农，谢岳峰先后讲授本科生、研究生的遗传学、作物育种学、水稻育种学、遗传学专题、作物育种专题、作物质量性状遗传、作物抗病遗传育种、专业英语等课程。先后指导培养10名博士生，14名硕士生，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骨干，有的已成为学科学术带头人。
谢岳峰在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备中起了巨大作用。当时，谢已年过六旬。从报告撰写到接待考察，到立项争取，到项目论证会专家的邀请，到实验室的筹建和具体运行，每一个环节他要亲力亲为。他提出，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生物技术与常规遗传育种研究相结合，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个体水平等不同层次探讨作物遗传改良问题的思路，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同事和朋友们提到谢岳峰，总会说他对上对下良心始终摆在正当中，只谋事，而与世无争与人无争。1997年，学校调整薪资水平，按照政策规定，谢岳峰除了正常晋加工资外，可以另外获得3%的增资比例，他主动把名额让给了其他人。
患病住院前一周，正值张启发推荐中国科学院院士进入征求公示阶段。谢岳峰用书面材料，对他进行了全面、公正、客观和真实的评价，举荐人才。住院期间，他还在考虑如何帮助学生做好科研结题的工作。逝世前一天，他对博士生谢国生说：“我已经没有精力多说话，我问什么你说什么，不用解释。第一，你今年的试验结果是什么？第二，你有无材料去海南岛繁殖？第三，明年校内试验什么内容，有多大面积？第四，你从张老师处把福建博士生论文要来给你导师看一看，第五，要小雷把历年考种结果给我，我好帮雷建勋写结题报告。”
逝世后，张启发送上了花圈，挽联上写到“恩师 挚友 楷模”。
（本版文章由学通社记者吴量根据《激扬与追求》一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