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应该成为大学教学活动中一项基本学术性规范，并且成为大学教学活动及其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本质是大学教学活动的同行评议，也是完善大学教学评估的基础和途径。相互听课，应该作为大学教师的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动作，是大学教师的义务与责任.而从大学教学建设的角度看，这种相互听课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促进大学教学、提升教学质量的比较具体有效的抓手。
关键词：相互听课，同行评议，教学质量，教学评估
相互听课，指的是大学教师听取其他教师的讲课，由此分享不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进而促进大学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提升，推动大学教学的学术性建设。这种大学教师相互听课的活动作为大学教学的学术规范和基本制度，应该成为大学教师的一种义务，成为大学教师的一种职业性要求，一个任职的规定动作。
这种相互听课的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教育的文化和风气，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早在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在《师说》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不耻相师”的思想。他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并且说：“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古代的圣人，他超出众人很远了，尚且拜他人为师，向人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远不及圣人，却耻于向老师学习。因此，圣人越发聪明，愚人越发愚昧，大概都出于这个原因吧？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对他们进行教育，而其自身，却以从师为耻，这真是糊涂呀！）他还批评当时的一些士大夫：“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士大夫这类人，遇到有称老师或称弟子的，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其原因，就说：“那两个人年龄相仿，道的修养也相近啊。”向地位卑下的人学习就觉得耻辱，向官位高的入学习就觉得近于谄媚。哎，从师的道理之所以不可恢复就是这个原因啊！）。其实，韩愈的这些论述与批评，即使是放到今天，也不过时。虽然如今的社会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与期望可谓是前无古人，但人们之间相互学习的状况，却实在难以恭维。尽管时下“老师”的名号满天飞，“师徒”的关系也成为一种时尚，可这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某种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的构建方式，失去了“不耻相师”的真正含义。而在大学校园里，老师与老师之间，则出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有些虽然在一个院系，除了学校院系的某些规定性的活动，彼此之间也难得见面。有人是忙于自己的研究，有人则是我行我素，还有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即便是学校和院系为了增加教师之间的交流而刻意设置某种“沙龙”或“俱乐部”等，效果并不佳。至于说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恐怕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自己除了作为学校领导每年能够有一两次听课以外，也很少能够作为一个学习者或同行主动自觉地听不同教师的课，真可谓“愚益愚”也。
上述现象的普遍存在，实在是无颜见学术界与大学的“列祖列宗们”，也使九泉之下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老师的老师们难以瞑目。因为，这种相互听课的文化与做法，实际上也是中国学术界和大学优秀的学术传统。在这个方面，许多学术先辈为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以清华大学为例，国学研究院时期，吴宓教授对研究院的各位老师都十分尊重。他很高兴能与各位学有专长的大师共事，把它看成自己学习和提高的好机会。王国维先生开的“说文学习”课程，他几乎每课必听，不仅用心听，详细记，有时还作注释。而且，他也经常去听陈寅恪先生讲课，认为陈寅恪讲课“字字精金美玉”。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秦汉史专家余逊教授、历史学家劳干教授也都经常听陈寅恪先生的讲课。不仅教授们听大师的课，许多学术大师们之间也相互听课。例如，1942年11月6日，闻一多先生作《伏羲的传说》的演讲，朱自清先生与许多听众一起，冒雨而来，听闻先生的报告。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这种相互之间的听课可说是蔚然成风。据有关专家回忆，闻一多先生与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沈有鼎先生，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同开一门课，形成一种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据校史记载，有一次，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在讲课时，冯友兰先生也每堂不缺地去旁听。特别值得称颂的是，这种相互听课不仅发生在相同或相近的学科领域，而且也存在于不同学科的教授之间。例如，著名的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与沈有鼎先生一起，在日本飞机轰炸时，居然有闲情逸致跑到中文系来听著名古文字学家唐立庵先生讲古文字学。可见当时教授之间相互听课的风气之盛。其实，这种大学教师之间相互听课的现象又何止是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的故事，它也是许多大学历史中具有普遍性的情景，是大学的一种文化。
大学教师之间相互听课，又岂止是一种风气或文化？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这种大学教师相互听课的做法，也是大学教学活动本身的学术性要求与体现，具有内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大学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学术性。而学术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开放性。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Boyer）在其《学术的再省思》一书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教学的学术”的理念。舒尔曼（Shulman）在《认真看待学习》一文中则是更加明确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运用心智的活动都是学术，要成为学术，它必须是公开的，即学者必须将其心智活动的成果公开，与同辈共享；而且，一种学术成果作为整个学术社群的共同财产，必须经得起学术社群的批判性的检验。因此，教学要能够成为学术，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教室里的教学可以公开地被讨论和被研究；二是研究成果对教学实务的启示等，都要经过学术社群的批判性和严谨的评估与审查；三是研究结果必须供学术社群使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延伸发展[1]。所以，大学教师在课堂中的教学活动，必须是一种公开或开放性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而且必须接受其他教师或同行倾听、学习以及评估的学术活动。同样，所有的大学教师也必须参与其他教师的教学，听取其他教师的讲课，在学习与评估的同时，反思自己的教学。如果大学教学仅仅是个人的行为，无论其理论多么深奥，包含多少研究成果，都不能算是一种学术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也就是大学教师的一种角色要求，是大学教师的一种必要的职业责任与义务。同时，这种相互听课实际上就是大学教学活动的学术规范之一，也是大学教学的学术性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大学教学的学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大学学术性建设的重要方面。当然，它也是大学教师学术水平的重要体现。
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作为大学教学活动的学术性规范之一，本质上是大学教学活动的一种同行评议，而这正是大学学术活动的一个根本特征。根据相关词典的解释，所谓的同行评议，从广义上说，指的是某一或若干领域的专家共同对涉及上述领域的一项知识产品进行评价的活动。而所谓的知识产品，则是指人们在进行知识活动中所获得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在科学界，这种同行评议是指利用若干同行（即有资格的人）的知识和智慧，按照一定的评议准则，对科学问题或科学成果的潜在价值或现有价值进行评价，对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的科学性及可行性给出判断的过程，是科学界对科研项目进行评审和对科学成果进行评估的一种基本方法。显然，大学的课程与教学，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产品，它必须包含一定的科学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与科学方法，同时也体现一定的科学成果，否则就不能成为大学的课程与教学。而对这种作为科学活动的课程与教学的评价与认可，也同样不能仅仅是教师个人的行为，它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或学术行为，必须得到同行的评价与认可。这也是大学课程与教学评价的基本要求与特点。因为，正是在这种相互听课的过程中，大学教学活动中的知识、模式与方法等，逐渐成为了大家公开讨论的话题，并且能够在彼此的讨论与争鸣中形成一定的教学学术的标准和共识。从讲课教师的角度说，他不得不承受着同行们的批判性评价与判断，在充分展示自己个性与教学艺术的同时，认真考虑大学教学，以及本课程自身的客观规律，思考和妥善处理自己教学中的个性和艺术与教学规律的关系。而对于听课教师而言，如何能够真正地以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标准、实事求是地去评价讲课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而能够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并由此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也是一个挑战。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相互听课，必定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大学教学的学术地位与学术水平，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不难发现，这种作为大学教学活动的学术性规范的相互听课，也是进一步完善大学教学评估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应该承认，近年来在中国高等学校中实施的教学评估活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促进了大学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实事求是地说，在某些大学，主要以学生评教为主的大学教学评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而出现了某些“变异”和“失真”。而更多的成为一种单纯教育教学“态度”的评估，以至于在某些教师中对这种评估产生误解，或者导致了某种单纯追求“态度”或让学生高兴与“满意”的后果。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也存在某些个别的因素或偶然性，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种“变异”或“失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教学评估缺乏教师的积极参与，而逐渐失去了大学教学评估的学术含量，进而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教师教学的学术水平。一个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大学教学评估，不仅要有学生的参与，而且也必须有教师的参与。前者能够通过学生的感受和体会，比较有效地评价教师的教学态度与投入精神等非学术性因素。而后者则能够通过同行具有专业性的角度，比较有效地评价教师教学活动的学术性水平。所以，大学教师的相互听课，作为大学教学活动的学术性规范之一，常常能够督促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进而能够促进教师积极参与教学评估，提高大学教学评估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从表面上看，好像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它实际上是大学教学管理中提升教学地位、提升大学教学质量的一项非常关键而且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举措。一方面，这种大学教师的相互听课能够实质性地提高大学教学的学术性水平。坦率地说，近年来尽管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领导等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学教学的地位，并且通过类似于职称评审中所谓“一票否决”的方法，强行提升大学教学的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科研仍然成为大学教师心中最具有优先性的选项，科研仍然是大学实际的“中心”。而教学始终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中心”与“根本”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尊重。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大学教学活动的学术性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机构，一个以学术作为基本评价标准的机构，那些没有或者缺乏学术含量的活动，怎么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和尊重呢？如果大学的教学只是一种个人的活动或行为，不能达到和符合学术的标准与规范，受到轻视和冷遇是必然的现象。我甚至担心，如果我们大学的教学仍然这样无学术性地发展下去，恐怕不仅是教师，就连大学生也要忽视上课了。另一方面，这种大学教师之间相互听课还可以真正有效和直接地提高教学质量。且不说，这种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能够通过促进教学的学术性而提高教学质量，仅仅就大学教师本人而言，这种大学教师之间相互听课所产生的督促功能，将直接激发教师本人的责任心与积极性，而这种真正来自教师自身对教学的重视，将比任何外在的刺激与压力，都更加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学水平，并且真正地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所以，从理论和现实来看，我有充分的理由主张，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应该成为大学教学活动中一项基本的学术性规范，并且成为大学教学活动及其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成为大学教师的一项规定动作。无论是作为学术性的活动，还是大学教学中的同行评议，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都已经超越了韩愈的学习文化，以及许多学术先辈的学术风范，而成为一种大学教学的制度与规范。这里，接受其他教师的听课，已经不再仅仅是讲课教师本人的虚怀若谷或开放精神，听取不同教师的讲课，也已经不再仅仅是其他教师个人的一种学习行为。它们应该作为大学教师的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动作，是一种大学教师的义务与责任。而从大学教学建设的角度看，这种相互听课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促进大学教学、提升教学质量的比较具体有效的抓手。
参考文献：[1] 符碧真.另类学术：教与学的学术 [J]. 台湾教育政策论坛，2013，16（1）.
作者： 清华大学副校长 谢维和 来源： 《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