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自成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吸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
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英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特例，但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更认同所谓大国对抗的观点。这一说法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根源时指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认为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也支持这一说法。西方学者如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也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米尔斯海默甚至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跳出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行的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习近平在专访中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习近平的这种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和提炼。他的多次重要讲话，都大量引用《易经》、《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等经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在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以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见到中华历史文化精华厚重的影响。
所以，照搬西方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较高；而按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构建出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以民为本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首要原因在于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国明白，今天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必须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习近平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平思维中，指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新的时代特点，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全球化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
因此，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就是邀请所有大国，不论是老牌大国，还是新兴发展中大国，都来走中国正在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所有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可以为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推翻过去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导的国际秩序。过去的英法之间、英德之间、英法俄与德奥之间、英法美苏与德意日之间、苏联与美国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根源，实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的竞争和冲突，或者都是为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排他性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的灾难，就必须在国际秩序观上有新的突破。
习近平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合作共赢是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所有国家参治和主要大国共治的关系，联合国、20国集团将在其间起重大作用，而不是原来大国关系的那种排他性恶性竞争。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三个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戏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习近平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国家利益观。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就是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
这一新型的国家利益观与流行的国家利益观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是考虑国家利益的，也考虑国际道义，把正义与利益结合；是考虑本国利益的，但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利益，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结合。比如，在中俄划界中，中国充分关照了俄罗斯切实存在的具体的问题。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习近平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和新的国家利益观，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其第四个根源是由于大国追求安全的结果，导致相互都觉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胁，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胁，每个国家集团安全的结果导致另一个国家集团的不安全，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最终导致冲突和战争。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摆脱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安全体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摒弃冷战思维，就是以平等合作、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习近平强调共同安全时，强调这些安全措施的结果必须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为本地区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地区家园，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国内政治中贯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贯穿这种思想。这使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单纯的国与国的安全关系，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涵盖国家与人民综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践基因
从中国和平发展30多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与霸权国争霸的那些新兴大国，与当年的英国、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等崛起时的情况有重大不同：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许多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
中国不把任何地区视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这也大大降低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直接和间接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既定国策。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重大的区别，就是在东亚体系中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的三十年战争、十字军战争、一战、二战。中国的不称霸原则，即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因此它会对其他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形成易经思维的那种阴阳关系。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边界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并无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中国不仅不推翻现存的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机制。最易引起中美冲突的台湾问题，尽管仍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矛盾因素，但在中美大局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下降。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退中有进，竞争中有合作，总的方向是朝着稳定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吸取新的思维、新的思想。习近平提出的邀请大国与中国共同和平发展、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共同利益和兼顾他国利益为动力、以共同安全为核心等思想，是中华历史文化精华的体现，可以视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
来源：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18/c367550-243938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