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

那时青春，那样奋斗那些梦

——不同年代代表人物话青年时光      

欧阳中石，1928年生于山东，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黄维，1965年生于河北，有机光电子学家，现任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俞敏洪，1962年生于江苏，1991年从北大辞职，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现任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

徐本禹，1982年生于山东，大学期间曾到贵州省支教，被评为“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

张丽莉，1984年生于黑龙江，在2012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中，勇救学生而致双腿截肢，曾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现任黑龙江残联副主席。

檀正闻，1989年生于广西，武汉工程大学2011级学生，在校期间默默扛起家庭和生活的重担，被誉为“自强哥”。

编者按：与大家见面的这七位人物，年长者已近九旬，年轻者尚不及而立。他们的青春时光，分别在上世纪50、60、70、80、90年代和新世纪00、10年代度过。年代虽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如果从价值观的维度审视他们的人生，无疑都是成功的。他们的成功，也佐证了一个真理：有梦想、有努力的人生，时代不会辜负。反过来，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才有力量一步步向中国梦靠近。让我们一起重读那时青春，那样奋斗那些梦。

【五○年代】

欧阳中石：“想要有所成绩，就不能被一时挫折打倒”

■杨思思

今年已经87岁的欧阳中石先生精神依旧矍铄。作为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院教授，他至今仍承担教学任务，每星期给博士生及博士后上半天课。

走进先生狭长而拥挤的书房，会看到左手边的小黑板上，工整地记录着他繁忙有序的日程安排。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欧阳中石提交了《让汉字承载的文化更广泛地传播》的提案，他说满街招牌都是外文，希望在给外国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不要忽略蕴藏在汉字中的中国文化之美。

“书法学到最后学的就是文化。只有中国的汉字叫文字，别的国家的文字都是字母的拼合，我国任何一个字都与文化有关。”先生边说边戴上老花镜，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起来。

欧阳中石与汉字结缘，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练习书法时的一段趣事。那时他师从武岩法师，每一次，大师只教一个字，而且练字必须用他那贵得离谱、相当于市价25倍的宣纸。因为纸贵，母亲赚钱不容易，他每次都不敢轻易下笔。

这时，法师又骂了他几句，欧阳中石心里有些生气，便赌气不学了。他刚要出门，法师说：“回来，回家不许练。”欧阳中石听了还是走出了门。走到路上他想：“回家不让练？我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呢？”

回到家，欧阳中石摊开纸就练，他发现自己确实有了很大长进。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有所成绩，就不能被一时的挫折打倒，更不能跟老师赌气。”就这样，为了练得更好，他又返回法师家继续学写字。

其实，法师每次收下钱后，又转回给欧阳中石家中，只是瞒着他而已，目的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督促他刻苦学习。得知这一“真相”，欧阳中石感慨地说：“我的书法蒙师，不但书法写得好，而且懂得教学法。”

欧阳中石一生的运动轨迹可以用两点概括：学校内、学校外。1955年从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北一所农村学校任教，此后又辗转至通县女师、北京171中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教书。先生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教书匠。”

回忆青春时代，欧阳中石动情地讲述了青年时期他与京剧名师奚啸伯之间的传奇故事。

“1943年，我还在济南上学，一次到同学家玩，我就随口哼唱了几句奚啸伯先生的《白帝城》，结果里屋出来一人，问我‘你这唱的是什么？’我说‘奚啸伯先生的唱片啊’。他又问‘还会别的吗？’我说会，就又唱了一段。那人很高兴，说‘我来教你吧’。我心里说你是谁啊？你能教我吗？这时主人出来了，‘他就是奚啸伯啊！’我吓了一跳，赶紧鞠躬拜师。”

几十年间，奚啸伯与欧阳中石情同父子，心心相通，师徒之间常常就艺术理念、看戏心得寄纸千言。先生回忆说：“奚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他恨不得把怦怦乱跳的心掏给学生。最令人崇敬的是，奚先生没有前辈、师长的架子，这才是大师风范啊！”

师徒二人的情谊，于1977年深冬终止，那年12月，奚啸伯在石家庄病故。去世前的一天，他给欧阳中石写下人生中的最后一封信，尽管最后语不成句，可探讨的仍是京剧艺术。

从吴玉如学书、师奚啸伯学戏、向齐白石学画，几十年间，前辈大师们的“加持”，某种程度上令欧阳中石身上仍保持着上个世纪50年代学人的风采。他曾说：“年轻人可以不理解，但尊师重教，是我做人的原则。”

 【六○年代】

周国平：“写作即使没有目的，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本报记者 余闯

成都中学是上海一所十分普通的中学，因位于成都北路而命名，周国平在那里读了3年初中。

3年中，周国平的班主任一直是王一川，他的一大爱好是写打油诗，不但自己写，还以语文老师的资格动员大家写，开办诗歌壁报。周国平是他最看重的约稿对象。在他的鼓励下，周国平还准备了一个小本子，题为《一日一诗》，每天写一首打油诗，坚持了将近一个学期。这是周国平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

在初中课程中，真正吸引周国平的是数学，尤其是平面几何。凡是可以求解的题目，不论多难，周国平相信自己一定能把它解出，越难就劲头越足，越觉得是莫大享受。

“我想做个不一样的人。”周国平常常告诫自己，将来要有所出息。他在学习上越来越用功，晚上舍不得睡觉，常常看着书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伴随他的是，眼睛越来越近视，坐在第一排仍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

到了初中三年级，周国平成为班上各门功课最优秀的学生，赢得了同学们的钦慕。班上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对周国平说：“大家都佩服你，如果你不骄傲，大家就更佩服了。”他说的“骄傲”，是指周国平有时好辩，喜用尖刻之词，显得锋芒毕露。这一年，少先队改选，周国平当上了中队主席。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当“官”。但是，周国平始终把中队长标志揣在口袋里，不佩戴出来，因为他觉得“许多同学超龄离队，队员少了一半，这算不上多么荣耀”。

该升高中了，周国平听从他暗恋的女生的建议报考了上海中学，并且考上了。周国平说，这所学校是上海最好的一所中学，能考上被公认是一种荣耀。

与初中时一样，在高中，周国平最喜欢的课程仍是数学。他在班上先后担任几何和三角的科代表，还每周定期给成绩差的同学上辅导课。周国平说，教几何的是一位年轻老师，有一回，老师在课上做习题示范，周国平觉得算法过于复杂，提出了一种简易得多的解法，老师立刻脸红了，虚心表示接受。高二暑假，周国平还在家里自学高等数学，初步接触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语文是周国平喜欢的另一门课程，他不是喜欢读背课文，而是喜欢写作文。语文老师叫钱昌巽，周国平是他最赞赏的两个学生之一，他觉得周国平的作文“有真情实感和独立见解”。

除作文外，周国平在课余还常写一些东西，有散文、小说，每隔一段时间会装订成册，总共有十来本。“这些习作都已不复存在，当时我也没给任何人看。现在我如果读到，一定会觉得它们不成样子。不过这不重要，中学时代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写作自娱，体会到了写作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用处，本身也是一种快乐。”周国平说。

在同学中，和周国平交往的人多少都有点儿人文倾向。他回忆说，有一对双胞胎，别的同学不容易分清，周国平一眼就能识别，“差别在神情上，那个哥哥多了一种柔和的光辉，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在数学外还有人文兴趣”。

从中学时的学习情况看，周国平的智力特点是长于思考和理解，短于观察和记忆。就写作文而言，他也是长于说理和言情，短于叙事。周国平说，他仿佛自由地跨越于两端，一端是头脑的抽象思维，另一端是内心的情感体验，其间没有过渡，也不需要过渡。在一定意义上，数学和诗都是离现实最远的，而它们是周国平最得心应手的领域。

“当我面对外在的经验世界时，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我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周国平腼腆地笑了笑。

（本文据周国平著作《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整理而成）

   【七○年代】

黄维：“我这‘笨鸟’还能飞，唯一法宝是脚踏实地”

■本报记者 黄蔚 余闯 通讯员 卢晓梅

黄维幼时居住在河北唐山，4岁移居内蒙古呼和浩特，并在那里读书、成长，直到1979年14岁时考入北京大学。他在内蒙古度过人生最青涩无忧的中小学阶段，使他对大草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黄维出身于一个比较传统的医生家庭，家庭成员几乎都是医务工作者，这样的职业使得家中形成了严谨、理性的文化氛围。中小学时期，黄维对功课虽不是太感兴趣，但总能取得优异成绩。比起上课听讲，他更乐于自学，尤其对课外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黄维的中小学大部分时光正值“文革”时期，当时除了一些科普杂志外，课外读物和各类书籍的选择非常有限。家中收藏的大量中国革命史、文学、历史及哲学读物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成为黄维如饥似渴的求学时代最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中小学期间，黄维阅读了古今中外众多经典，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是他青少年时期最突出的特点。虽然自认天赋平常，但黄维记忆力很好，别人讲过的故事或自己看过的书，不但能记住情节，还能生动地讲述出来，甚至能记住页码、章回、编号等细节。

在黄维看来，除了求知兴趣以外，掌握学习方法也非常重要，其中以语言学习为最。在扎实打好母语功底、学好中文之余，黄维中小学还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英语、日语，在大学期间学习了俄语等多种语言。对于国际多种语言的熟练运用，在他今后开拓科学研究视野、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表达个人独特思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大求学并留校任教的14年，给了黄维最丰润的滋养，留下了深刻烙印。

在黄维看来，北大的培养方式有点特别。北大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立刻被识别出来，而这种气质在黄维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黄维经常自诩是“从燕园走出的具有邻居学校气质的北大人”，但他始终以是一个北大人而自豪，并严格要求自己。

36年弹指一挥间，至今黄维还记得初入北大校门时的心情，睽睽众目，殷殷期待，谆谆嘱托。那时候的他们是要佩戴校徽的，“北京大学”四个字也是他最珍贵、最珍惜的印记，直至今日。

黄维是5月1日出生的，多年来，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助手们说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黄维谦虚地说，他这只“笨鸟”之所以到今天还勉强能飞，唯一的法宝就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

黄维尤其喜欢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一个合格的学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和骆驼样的精神”。黄维觉得自己是基本合格的。和中小学时期一样，他在北大求学期间，一年四季，时常早上6点到未名湖畔跑步、背外语单词。这种长期的坚持，极大地磨炼了他的意志品质和身体素质。延续至今，他还依旧保持着“一周七天，每天15到18小时”拼命三郎般的工作作风。

在刻苦求学之外，黄维还做了大量社会工作。他从担任班长起，直至担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影响重大”。

广泛涉猎的求知热情和实践轨迹，在黄维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厚重的痕迹。在北大化学系攻读本硕博期间，黄维的专业是催化化学和物理化学，受的是化学训练，后来逐渐开始从事纳米材料、光电材料等材料科学领域乃至有机电子、柔性电子等信息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最终跨界到信息技术科学学部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八○年代】

俞敏洪：“聪明比不过别人，但我有不断努力的能力”

■本报记者 黄蔚 通讯员 李政璇

经过两次高考复读，俞敏洪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英语系。

由于上中学时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刚进北大，全班同学互相介绍，俞敏洪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班长站起来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在这样的刺激下，俞敏洪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拿着收音机在学校的树林里模仿播音员的发音，但至今他的普通话仍讲得不好。

而当年的英语老师曾说，除了能听懂这名学生说的“俞敏洪”3个字外，其他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分班的时候，50名学生分成3个班，因为俞敏洪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后，就被调到了C班——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分到C班后，俞敏洪开始想办法提高英语水平，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随身拿着收音机，随时听广播。寝室到了熄灯时间，他跑到走廊尽头有灯的地方，继续听英语。

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词汇、语法、阅读上，俞敏洪的目标是成为单词专家，很快，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俞敏洪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蓝汪汪的，像饿狼一样。

俞敏洪在大三时开始背单词，背了两年就已经有了两三万的词汇量。到大四的时候，同班同学如果有不认识的单词，俞敏洪一般都能给他们讲出来。

“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还要读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这是俞敏洪最大的体会。他曾经花5天时间，把《离骚》背完了。因病休学的一年里，他读了600多本书，看了不少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

大三第一学期，俞敏洪被诊断患了肺结核，好不容易赶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学习劲头正旺，却要休学一年。他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在那里度过了一年。那个时候俞敏洪总是感到很寂寞。

现在，俞敏洪明白当时那种心态是错误的。“打一个比喻，当一个人还是地平线上的一棵小草时，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在遥远的地方就看见你？想要别人注意，就必须变成一棵大树。人是可以由草变成树的，不管是白杨树还是松树，人们在遥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在地平线上成长的你。”

俞敏洪在北大求学的5年，过的是一种比较单调的“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大学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活动，将时间基本都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俞敏洪认为，大学生的团体活动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磨炼人的心志、个性，锻炼与人交往的能力。

俞敏洪成绩一直不太好，但他从小热爱劳动，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到了北大他依然如此，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一干就是4年，“我们宿舍从没排过卫生值日表”。他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

北大毕业时，俞敏洪依然是全班最后几名。但当时他已经有了很好的心态，“在聪明上我承认比不过其他同学，但我有不断努力的能力”。俞敏洪在全班毕业典礼上说的一段话，至今许多同学还记得：“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5年干成的事情我干10年，你们10年干成的我干20年，你们20年干成的我干40年。”俞敏洪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80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到了1995年底，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俞敏洪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找他的那些同学。后来他们回来了，但给了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俞敏洪，我们回来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4年水”。

俞敏洪在大学唯一会的运动就是游泳，开游泳课时，体育老师说大家游一圈看看再分班，俞敏红扑通跳下去游了一个来回。完了体育老师指着俞敏洪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狗刨’游这么快的。”俞敏洪就是靠着一股子韧劲，把新东方做成今天中国青年成长成才的大本营，改变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命运，书写了属于一个时代的辉煌。

【九○年代】

徐本禹：“懂得感恩和担当，就能拥有充实的人生”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杨保华 刘涛

1999年，徐本禹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家境贫寒的他在大学时享受了很多人的温暖和关怀，他很想将这种关爱传递下去。

大三暑假，徐本禹带着4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当时没有通水、没有通电、没有通路的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支教，原计划两周的支教最后变成了两个月。告别时，面对当地孩子渴求知识的眼神，徐本禹承诺：“毕业了我会回来教你们的。”就因为这句承诺，徐本禹的青春大部分捆绑在了支教上。

2003年7月，徐本禹高分考上母校公费研究生，但他一直牵挂着贵州的孩子们。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重返贵州支教。华中农大对他的这一决定非常支持，破例为他保留了两年研究生入学资格。

重返贵州后，徐本禹先到岩洞小学支教一年，接着来到条件更加艰苦的大石小学支教一年。

2004年6月，华中农大党委宣传部彭光芒和范敬群来到大方县看望徐本禹，他们被当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当地人对知识的渴求所震撼，被徐本禹等志愿者的无私行动所感动。彭光芒告诉徐本禹，学校支持他支教，并决定拿出8万元和当地教育部门共建“华农大石希望小学”。

2004年，徐本禹作为当代大学生志愿者的典型，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网友这样评价徐本禹：“他认识到了作为一根火柴的意义。他不是第一根火柴，也不会是最后一根。”

徐本禹这根火柴点燃了支教的火苗，火光虽然微弱，但引起很多人的关注。2004年8月，华中农大成立爱心中转站——华中农大贵州支教基金，到2005年3月，基金已有近50万元，大石小学176名贫困学生全部得到资助。

2004年下半年，华农大石希望小学刚奠基，学生们在四面透风的两层竹楼上课，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在房顶才有微弱的手机信号。徐本禹担心的是，自己支教期满后，孩子们怎么办？

2005年6月，华中农大决定在全校范围内招聘支教志愿者接替徐本禹，最终，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曹建强和法学专业学生田庚当年7月接过了徐本禹手中的“接力棒”。

令徐本禹欣慰的是，他这根初期的火柴燃烧的时间够长，照亮的爱心历程够远。更多来自华中农大的学生用青春和生命相继燃起了跳动的火苗，将自己22岁的生命定格在支教岗位上的赵福兵、勤奋认真的丁洁、憨厚率直的曹建强、活泼激情的田甜……这些名字串在一起，外界将他们称为“徐本禹们”。

2005年，徐本禹回到学校读研。他觉得，贵州教育质量上不去，关键是教师质量上不去。在他的主导下，2006年华中农大成立研究生支教团，开展“贵州乡村教师来汉培训”工作，帮助200余名贵州省优秀骨干教师到武汉学习交流。

支教结束后，徐本禹每年都要去贵州“看看学校和孩子们需要什么”。支教生活非常艰辛，但徐本禹认为在那段岁月里内心很充实。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自己更有宝贵的收获：一是收获了感动，二是收获了感悟。

令徐本禹感动的是，2013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华中农大“本禹志愿服务队”亲笔回信。信中鼓励志愿者们弘扬志愿精神，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在徐本禹看来，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服务队的最大鼓励和鞭策，也是服务队努力的方向。

对于支教而产生的感悟，徐本禹有很多，最大的感悟是“一个人只要懂得感恩和担当，就能拥有充实的人生”。他始终记得自己成长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投身志愿服务就是为了感恩。

【○○年代】

张丽莉：“无论怎样，你都得知道自己要成为哪种人”

■实习生 陈少远 本报记者 杨咏梅 曹曦

“丽莉”寓意“美丽的茉莉花”，整个青春岁月，张丽莉携一股夏日茉莉的劲头走过，坚韧、乐群，清香袭人。

古人写茉莉“向炎威，独逞芳菲”，用此句形容张丽莉也相宜。她的好学、要强和知难而进，在每个学习阶段都给师友留下“公认的全能型好学生”的印象。这个把“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奉为信条的姑娘有一口辩才，能歌善舞，连体育也不输人。青春年华好读书，她在图书馆和计算机房填满了大学的多数闲暇时间，每个夜晚最后熄灭的台灯一定是她床边的那一盏。

做一名人民教师，是张丽莉从小的志向。爷爷工整的软笔隶书教案，父亲书房里师生围坐讨论，一幕幕场景都深刻影响着她。15岁考入黑龙江依兰师范学校后，她的青春真正和“教师梦”缠绕相映在一起。

张丽莉对自身的师范基本功训练要求十分严苛，讲课求生动，备课多思虑，在写作上更是一丝不苟。日常学习中，她是教室第一排的常客。“她非常勤奋刻苦”，这是老同学们对她的共同记忆。

2004年夏天是张丽莉记忆中最炎热的酷暑。这一年，她的母亲离世，她开始和父亲相依为命。也是在这一年，她凭借在母亲病床前一边侍奉一边啃读的苦功，以优异成绩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大庆师范学院学习。后来她在家信中向父亲吐露心声：“爸爸，我多么庆幸未曾放弃过自己，即使是在生命中的暴风骤雨顷刻来袭时，我也能够坚守心中的信念，完成自己的梦想。”“茉莉抱何性，犯此炎暑酷”，在酷热中开得更强盛更绚烂，这就是张丽莉的青春。

毕业生找工作时不免经常碰壁，张丽莉展现了创造机会、争强好胜的巧劲和冲劲。在僧多粥少的求职角逐中，她在简历中附了一篇书写工整的钢楷、一张美观的粉笔字书写照片，为自己争取到了试讲机会。进入试讲环节，她先“混”入所在班级的课间休息，和孩子们轻松互动。最后，她如愿争取到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的教职，因为她是竞争者中“唯一一个在讲课过程中能够自然地走下高高的讲台，适时来到学生们中间，形成良好师生互动的一名小老师”。

“一个人的未来并不是由大学决定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大学、怎样的环境，你都得知道自己要成为哪种人。”张丽莉描述的“那些年”里，这群志在从教的学子意气风发，他们在青春岁月里磨炼技能，学为人师。

“在大学并不仅仅可以读书、拿文凭，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有幸结识更多有温度、有情趣的同道人。”在张丽莉的回忆中，同学间友爱亲睦、朝夕相伴、情同一家的情谊，是大学收获的最丰厚的财富。

张丽莉从不吝惜自己的笑容，是班级里少不了的“开心果”。“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开心地过好每一天。”这个满是笑靥的姑娘，对未来总是如怀抱暖阳。

等到她终于实现了自幼就向爷爷与爸爸许下的心愿，这株“茉莉”的清香开始惠及更多学生，她在学生们焦灼的青春时节里，给予他们最浓密的阴凉；在学生们感到孤独萧索时，赋予他们稳妥的依靠。

佳木斯被称作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生长于斯的张丽莉善良、坚强、热情。2012年，当一辆失控的大客车冲向学生群，她没有一刻迟疑，舍身向前，救护了更青春的生命。

如今的张丽莉已过而立之年，就在前不久，她顺利产下一个大胖儿子，太阳底下，又多了一个幸福妈妈。她和丈夫唤儿子“派派”，感激这份上天派来的礼物，同时寄寓良愿：希望儿子一生正派，以善立身。

【一○年代】

檀正闻：“在最好的年代遇见最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柯进

没有哪一个阳春不是从冬天启程，没有哪一种收获拒绝汗水。

若非遇上这个付出就有回报的时代，檀正闻不可能发现最好的自己，或许和父辈们一样，作别人烟渐稀的村庄和村头树下伫望的老人与孩童，漂向远方的城市。

檀正闻出生在广西灵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姐弟3人。2008年，檀正闻考入县城中学，但这对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因为仅他一人求学，每年就得5000多元。

一天午饭时分，檀正闻听到父母决定不让檀正闻继续读书时，檀正闻放下手中的碗筷，流着泪往外跑。晚上，檀正闻苦苦哀求父母，并向父母保证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境。百般无奈之下，父母这才勉强答应。面对3个孩子同时上中学的巨大经济压力，檀正闻的父母决计南下广东打工。这段酷似“抓阄求学”式的经历，使檀正闻显得比同龄人懂事。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虽然高中学习紧张，但每到寒暑假，檀正闻都会留在县城打短工，筹集下学期的学费。书是檀正闻的最爱，可遇到喜欢的书，他总舍不得，因为买一本书就可能使三四天的生活费没有着落。于是，每到周末，他先帮商家发完传单，然后泡在书店“蹭”书看。

2011年暑期，当檀正闻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爷爷却突然中风住院；刚刚到校报到，又收到母亲癌症病危的消息。

灾难的接踵而至，使这个原本一贫如洗的家庭负债累累。檀正闻在武汉开始了他一边求学一边打工的非典型大学生活，最忙时，他一天要兼职从事巡安员、理货员、送快递、卖报纸、摆地摊、家教、搬运工等7份工作。而为了省钱，他每顿饭只就着辣酱吃两个馒头。此后的每个月，檀正闻都会给母亲寄去近千元医疗费。

“一想到省下的钱可以保我妈的命，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每天中午，当寝室同学午休时，檀正闻就去水站和快递公司帮忙送水、送快递，有时一天要爬楼50多趟。

武汉名水有限公司的一家水站开了十多年，檀正闻在那里当了近4年“伙计”。谈及檀正闻，圆通快递武汉武昌分公司紫松站老板说：“檀正闻踏实肯干，每到暑假人少时，我可以很放心地把水店交给他，我回来时，账目一目了然，营业额分毫不差。”

“计算机”曾是檀正闻心里的痛。他所在的动画设计专业，电脑是最基础的学习工具，但对于此前很少接触到计算机的檀正闻而言，它不亚于“洪水猛兽”。

第一次上计算机课，檀正闻面对电脑不知所措。但是，老师和同学们并没有取笑他，而是手把手地从最基本的开机、关机开始教他。面对城乡生活场景的巨大落差，檀正闻没有放弃追赶。如今，他不仅熟练掌握了使用电脑，而且能和来自城市的其他同学一样学会了动画设计。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檀正闻最喜欢的一句话。虽然自身经济拮据，但他仍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过去近4年里，他不仅先后7次参加爱心献血活动，献血量累计1600毫升，还从自己打工所得中拿出8000元，资助3名贫困大学生。在武汉工程大学，同学们因此形象地称他为“自强哥”。

再过一个多月，檀正闻就要毕业离校了。或许，对于檀正闻来说，一切仿佛是一首没有写完的“青春之歌”，只是匆匆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追逐云彩的旅程。因为他，“在最好的年代遇见了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