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北京，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前，李家洋院士携家人走上红地毯。中国青年报记者郑萍萍/摄

此时此刻（11月18日下午4时许），被称为“中国诺贝尔奖”的2018年度未来科学大奖举行颁奖典礼，李家洋教授、袁隆平教授和张启发教授分享100万美元的“生命科学奖”奖金。

伴随他们走向领奖台的不仅有掌声和欢呼，更有汹涌的诅咒。

颁奖词称赞他们“系统性地研究水稻特定性状的分子机制和采用新技术选育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中的开创性贡献”，“在推动水稻产量可持续增长的‘命题’下相得益彰，获得了重大成就”，“他们的原创性工作对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以及国计民生的巨大影响博得国际科学界的公认”。

一些愤怒的“网络意见领袖”则称他们“转基因三丑”“灭绝人性的罪犯”。狂热的粉丝们跟着高喊：“打倒卖国贼！”“祸国殃民的转基因推手们，应该全部枪毙！”

11月18日，北京，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前，张启发院士。中国青年报记者郑萍萍/摄

受到这种咒骂最久、最凶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被当作转基因在中国科学界的代表，“让中国三代灭绝人口的恶人”，不断地被质疑、哄骂、追打、人肉搜索……

笔者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一段多年前张启发教授应邀到中国农业大学作学术报告的现场视频。因为有一批“反转基因群众”进入而变成了“批斗会”，场面非常火爆。社会上来的闹场者和听学术报告的大学生，也分别在社交媒体留下了近距离的记录——

记录A：“张启发研究转基因水稻究竟有功还是有过，从台下观众从未允许他说一句囫囵话就能看出端倪。在短短的10分零8秒里，全程都伴随着观众的不断质疑、质问，甚至有观众直接上台驱赶他……可以断言，在张启发如惊弓之鸟、无力反驳的背后，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最后在汉奸、汉奸……混乱声中，张启发不得不抱头鼠窜。这个结局，皆大欢喜，我很开心。”

记录B：“……一个灰色上衣的男的开始在会场发传单，一个中年女的开始念着张启发是美国特务之类的话，一个戴红帽子的老头，自称是工程师，开始往讲台上冲，要抢话筒。这时候会场乱了起来，这些人的行为我们甚为反感，那个戴红帽子的竟然拿起第一排的茶杯砸向演讲台，或许年老肾虚吧，没砸到人，砸在了演讲台的台阶上，这时候李老师感觉不太对，就开始护着张启发准备离场了。我和周围几个男生很气愤，冲着那几个人高喊：‘你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是农大的吗？滚，别不懂瞎闹！’他们可能对同学的态度有点吃惊，于是又开始到会场前面拉横幅，有老师阻止他们，他们特像革命先烈似的高呼‘凭什么不让说，这是大学你知道吗？’……”

看到这样的画风，我不由联想到文革时期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疯狂，想到了电影《决裂》中工农兵学员理直气壮地质疑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而电影院里响起一片愚蠢的爆笑。

未来科学大奖官网图片

因为一向甚少对公众发言，李家洋教授很多年都幸运地躲过了网民的怒火。虽然他的各种头衔之多、份量之重，都超过了张启发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原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农科院院长。

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词说他，“致力于研究水稻株型对其产量的影响，发现水稻分蘖数和穗型是产量的决定性因素。他提出通过株型间的特定组合寻找在光合作用效率与土地利用率等各方面的理想株型来设计选育高产优质超级稻的新思路，以此思路为指导，李家洋教授培育出20个水稻新品种。自2016年起，这些水稻新品种的种植面积已达3千5百万亩。”

“3千5百万亩”这个数字，在反转基因民众眼里，恰是李“祸国殃民”的罪证！

两年前，李家洋年满60岁卸任农业部副部长和农科院院长，曾被反转人士当做“风向变了，转基因没势头了”的重大利好，一片欢呼。有人兴奋地模仿郭沫若“打倒四人帮”词，作《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撤了李家洋。美国杜邦顾问，转基因嚣张。还有尘世蟑螂，自诩神通海归，铁帚扫庙堂。亡国灭种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推广插毒粮……”

作为“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功臣、“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在公众心目中一直是“民族英雄”的正面形象，直到今年，他在转基因问题上不再暧昧，公开表示转基因食品和其他食品同样安全，公开承认他在从事与转基因相关的科研，在一些人那里，他的“光辉人设”一下子垮塌了。更有人经过搜索指出：“袁隆平十年前就干了转基因！”

《孟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汉书》曰：“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三位学者英勇地活在这世界上，其神经应该如钢筋一般大条吧。

11月18日，北京，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前，张启发院士在媒体见面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郑萍萍/摄

“反转”者怀疑这几位科学家受到了“美帝国主义”收买，受到了孟山都、杜邦、洛克菲勒（均为美国企业）收买，受到了“国内某些利益集团”收买，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总之，他们是坏人。但是，他们的同行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吗？为什么竟没有一个未被收买的生物学同行出来揭露他们、与他们争鸣？为什么站出来批评他们、与他们作斗争的，全都是隔行跨界人士、主要是人文社科界人士？

即使声望之隆如袁隆平，其固然掌握着巨大的学术权力，但也从不缺乏学术对手。他当年当选院士的过程就出了名的不顺，他那顶“杂交水稻之父”的高帽更一直有同行不服。跟李家洋、张启发有恩有怨的分子生物学学者想必也不少。不说为了真理，就算仅为了利益吧，也总该有三两人说出“转基因有毒有害”之“真相”。然而，并没有！生物遗传学术圈内的老老少少，没有发过一篇经同行评议的论文来表达不同意见。

境外，倒是有位法国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塞拉利尼报告过一个相反的研究结果：“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会致癌。”但其论文甫一刊出，就被同行们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为臭名远扬的学术丑闻。譬如，他采用的实验鼠对照样本太少，不足以得出任何有效结论；有的对照实验记录甚至显示了与其发表结论相反的情况——吃转基因玉米饲料较多的老鼠，患癌数量反而低于吃转基因玉米饲料较少的老鼠，吃转基因玉米饲料较少的老鼠患癌数量又低于完全不吃转基因玉米饲料的老鼠……从而被同行认定“毫无价值”，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其结论不能被其数据支持”，原发刊物也宣布撤稿。科学界自身的纠错机制迅速解决了它自身出现的问题。

但“反转”人士实在舍不得这个珍稀的研究成果被否定，口耳相传撤稿是因为邪恶的孟山都公司背后向刊物施压。塞拉利尼教授本人也不服输，把该论文略作修改后又在一家尚未被SCI收录的小刊物重新发表了出来。为了说服公众（而不是学界），欧盟毅然拨出1500万欧元（约合1.13亿元人民币）科研经费资助多项实验验证，最终于2018年6月彻底否定了塞拉利尼的研究结果。

生物学界终究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所有同行中间，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是公认的学术常识。就像搞物理的没有人钻研“永动机”，搞化学的没有人尝试“水变油”一样，搞生物的人也不可能去“反转”。

但直到昨天，我看到仍有网络名人称誉塞拉利尼是“伟大的学者”而且是“唯一的伟大学者”。像塞氏这样贴心的学术研究确实是太难得了，以至于有些喜爱恶作剧的“挺转”人士，缺啥就供应啥，特意制造类似的“钓鱼”段子以飨公众。譬如《英国研究：中国人体内发现美国转基因的SCoAL基因！》就曾被网民反复地转发、激愤地议论，而实际上，文中提到的英国遗传学刊物、专家教授和德国医学研究机构全都是杜撰的，所谓“SCoAL基因”和“25号染色体”也纯属子虚乌有。只是，这个“钓鱼”段子钩儿埋得太深，不像“氯化钠有毒”那样浅显，因此其传谣效果远大于启蒙效果，也是悲催。

今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调查研究称，在中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有正面看法，超过45%的人反对转基因食品，只有约1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政府提供的有关转基因的信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对科学家的观点有信心，近七分之一的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是“针对中国的一种生物恐怖主义”。

“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对科学家的观点有信心”，中国的科学家们却极少有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专业荣誉。搞转基因科普，那无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GDP”，不是吗？而且还必定会被网民“人肉”、辱骂，殃及家人，又何苦来哉？个别早已功成名就、凛然无惧的大学者如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也慨叹“大家相信科学才是对话的基础”。他讲，科学家曾做过一项详细统计：使用转基因后，可降低农药使用量37%。由此，农民可以少吸入大量的毒雾，消费者可以少吃进大量的农药残留——这简简单单的道理，该由谁来讲，又跟谁讲去？

问题就在于，大家不怎么相信科学了。连100多位外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挺转”联名信都被中国的“反转”意见领袖用几个偷换概念、混不讲理、姿态轻浮的反问句反复吊打，再加上三个新崭崭的“中国诺奖”获得者进行科普，恐怕也无济于事。

“反转”意见领袖中，有特别明白的人，他们知道“挺转”并非哪几个科学家的意见，而是整个科学界的共识。所以，他们干脆号召公众彻底拒绝科学、反对科学。有一个口号叫“不光要讲科学，而且要讲良心”，好像还有“讲良心”的“伪科学”似的！他们用“科匪”“科邪”的全指蔑称来指代科学家们，连串声讨“草菅人命的主流科学家！走火入魔的诺奖获得者！无德无能的中科院”。

貌似21世纪的义和团。

11月18日，北京，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中国青年报记者郑萍萍/摄

刚刚，中国青年报记者原春琳从2018年度未来科学大奖颁奖现场发回张启发院士在媒体见面会上的感言。

张启发：两个月以前，得知获奖实在是非常意外。大家讲起生命科学，都是非常“高大上”的，它是关于“生命”的。但是今年的获奖者都是种水稻的，“农民朋友”能获奖，是非常意外的。

过去30年来，水稻生命科学的研究差不多从零起步，做到今天，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水稻生命科学的研究突飞猛进，大量基因被揭示出来，应用于生产，主要是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中国水稻科学家在一些高水平科研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占到一半。

我们从零开始，做到世界前沿。中国做水稻的科学家很多，随便抓一个来都跟我差不多，谁得奖都是随机的。我们三个人代表了这个领域，代表中国水稻科学家获得这个奖项。相信中国水稻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更多的贡献。

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颁奖词

获奖人：李家洋 袁隆平 张启发

“生命科学奖”表彰他们系统性地研究水稻特定性状的分子机制和采用新技术选育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中的开创性贡献。

水稻承担着养育中国乃至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重任。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受到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对这些性状的控制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同时，中国南北地域的多方差异对水稻优质品种的选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持续改进水稻的性状、实现水稻的高产优质是当代科学家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袁隆平教授开创性地培育出第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系，使杂交水稻成为可能，并得以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极为显著地提升了水稻的产量。不同亲本杂交所产生的后代其性状会优于亲本，这种现象称为杂种优势。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自然情况下难以存在不同亲本水稻的杂交后代，杂种优势亦不能得以体现。但是水稻雄性不育系的培育、杂交水稻育种体系的成功，证明杂种优势同样可适用于水稻，由此奠定了利用杂种优势有效地选育高产高抗水稻品种的理论基础。

继袁隆平教授在杂交水稻领域的突破性工作后，张启发教授和李家洋教授开拓性地将现代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技术应用于水稻育种中。张启发教授创造性地构建了水稻“永久F2群体“，阐释了杂种优势的遗传学基础，并首次发现了控制水稻穗粒大小的基因。他的研究成果显著地降低了杂交育种的随机性，极大地拓展了杂种优势在水稻育种中的应用。

与张启发教授在杂种优势的工作相辅相成，李家洋教授致力于研究水稻株型对其产量的影响，发现水稻分蘖数和穗型是产量的决定性因素。他提出通过株型间的特定组合寻找在光合作用效率与土地利用率等各方面的理想株型来设计选育高产优质超级稻的新思路，以此思路为指导，李家洋教授培育出20个水稻新品种。自2016年起，这些水稻新品种的种植面积已达3千5百万亩。

李家洋教授、袁隆平教授和张启发教授在推动水稻产量可持续增长的“命题”下相得益彰，获得了重大成就。他们的原创性工作对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以及国计民生的巨大影响博得国际科学界的公认。据此颁发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以奖励他们的卓越成就。

李家洋，1956年7月生于安徽，1991年于美国Brandies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

袁隆平，1930年9月生于北京。

张启发，1953年12月生于湖北，1985年于美国UC Davis学校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