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我风

人物名片

陈华癸（1914-2002）著名土壤微生物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资深院士）。

他14岁考入北大预科，1935年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留校任教1年，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39年10月获博士学位，时年25岁。

1940年6月，陈华癸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回国服务，先是在西南联大的清华农业研究所工作，后来到中央农业实验所。

1946年任北大农学院教授，筹建土壤系，任系主任。

1947年任武大农学院教授，1948年创建农业化学系，任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华中农学院教授，创建土壤及农业化学系，任系主任。

1979-1983年任华中农学院院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第三、四、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阔别100天，《人文》归来。随《人文》回归的更有暌违已久的《大家影集》。新一辑的《影集》，将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继续追溯大家的脚印，定格岁月的光影，钩沉集体的记忆。《大家访谈》同期亮相，这是最丰富的《书市表情》。《小小作家》继续和孩子们一起耕耘文字试验田。至于《兰亭雅集》，这是新老文青念兹在兹的《品赏时光》。

周一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人文周刊》，默默相伴。

一件夹克，前襟上绣补一个“OK”，不为别的，只为遮盖烟灰烫过的破洞……这是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以下称华农）改革开放后首任院长陈华癸院士纪念馆内的一件遗物，也是陈院士身前最常穿的一件外套——在纪念馆内的好几张照片上，我看到陈院士正是穿着这件夹克辅导学生、参加学术活动，甚至接见外宾。

今年是陈华癸诞辰100周年，上周五，我在华农参观了陈华癸纪念馆，并采访了陈院士的两位老学生——孙朝恺和程见尧。两位老先生分别是院系调整后华农的第一届（52级）和第二届（53级）学生，在校读书时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又先后留校工作。孙朝恺退休前系华农校党委书记，程见尧退休前系华农校党委统战部部长。程见尧曾受时任党委书记孙朝恺委托，抢救性地采访过陈华癸院士，并撰写了《陈华癸传略》。

7000多亩的华农校园，本来像个世外桃源孤悬于三面环水的狮子山下。珞狮南路高架桥拉近了华农和市区的距离，也给我的探访提供了便利。“你今天过来只花了20多分钟，当年陈先生回一趟武大的家得花3个多小时呢。他因此工作日都住在华农，只在周末才和同事一起搭公汽或者拼车回家。”孙朝恺特别强调，“陈先生当院长时没有专车，华农后来的所有校领导也没有专车，这是华农一直为人称道的领导工作作风之一。”

从别墅到无房户

从老照片上来看，陈华癸先生留英时期也曾是西装革履的倜傥少年。但在华农许多老人的印象中，他往往是背着个包，弯着个腰，早晨一碗热干面，一进实验室就是一整天。“陈院士是苏州人，他在华农每天一碗热干面是为了减轻老母亲的家务劳动。陈先生的夫人周如松先生一直在武大物理系任教授，她带孩子们住在武大。住房太小，陈先生就和父母住在华农。”

我问孙朝恺教授：“从资料上来看，陈院士任院长期间，华农曾分给他一套别墅。但他觉得太大了，浪费，换了个三室一厅的小公寓？”

“的确是这样！”孙朝恺曾任华农校党委书记十年（1992-2002），他一直尊陈华癸院士为恩师，“这三室一厅他还给自己的几位研究生住了呢，而房租水电费却直接从陈先生的工资里扣了。”

程见尧补充：“陈先生对年轻人的关爱是一贯的。上世纪50年代，年轻教师工资低，买不起手表，上课和做实验掌握不好时间，陈先生自掏工资为几个年轻教师买了手表。1958年，陈先生曾把自己的住房让出一间给一位有困难的研究生，据说，到了晚上，陈先生的母亲，还专门烧热水让这位研究生洗漱呢。”

孙朝恺面色凝重：“即便是后来那个三室一厅，陈先生也退还给了华农。一来陈先生父母已先后去世，二来，陈先生70岁以后，不必再在学校坐班，也可以不住在华农了。他再有事到学校来，中午要午休，就会去找自己的老学生想办法。”

“陈院士大半辈子奉献给了华农，在华农连一间房都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

“对，上无片瓦，下有不到1平方米的土地。”程见尧说话像个老顽童。他说的在这7000多亩校园里“不到1平方米的土地”，是指矗立在华农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外面草坪上的一尊铜像，这是弟子们为纪念陈院士专门请湖北美院的雕塑家塑造的。

当院士兼任院长

“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焕春也是陈院士的学生吧?”我翻开《陈华癸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主编是华农年轻的院士陈焕春教授。

“是广义的学生，学生辈。”孙朝恺说话非常严谨，“为陈华癸院士的百年诞辰组织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一直是我的心愿。但因为卸任了，好多事力不从心。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陈焕春，陈焕春非常支持。他在校读研时陈院士是院长。学校为陈焕春申请到了世界银行贷款，送他到德国留学。所有手续办好，只差院长签字时已经是周末。陈焕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武大十八栋陈院士的家，陈院士热忱地把他迎进书房，所有文件浏览一遍，二话不说就签了字。他还以自己在英国留学的切身体会叮嘱陈焕春：到了德国，要尽量住在德国老百姓的家里，尽量和德国师生打成一片，如此才可能尽快提高语言能力——语言通了，就增加了一个新的获取知识的渠道。陈焕春说，那一次拜访，让他如沐春风。院士的嘱托，让他一辈子受益匪浅。”

“院士当院长，会不会有点学究气？”

“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学究气了。我们是农业专门学校，院士当院长，是内行领导内行。”孙朝恺举了个小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农业部给国内八大农业院校各拨款400万美元，用于从国外购买资料、仪器和委托国外培养人才。其他院校购买资料、仪器的费用占到了八成，但陈院士说，人才不培养起来，资料是死的，仪器也用不了，因此我们学校培养留学人才的费用反过来占到了七八成。其他院校不要的出国名额，譬如费用最高的法国，陈院士都要过来，这使得学校的师资力量迅速崛起。华农后来的院士，都是华农自己培养的。”

院士的院士学生

“陈院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培养了几位嫡传院士呢？”

“有这样一个佳话，”孙朝恺1952年入学时还在武大上了一年课，住在老斋舍的荒字斋，一年后才随武大农学院迁入刚刚组建的华中农学院校园，“1948年陈先生在武大农学院组建农业化学系，全系9个老师，招了9个学生。后来这9个学生中有3个成了院士。”

“在华农培养的院士呢？”

“现在武大药学院的院长邓子新就是陈院士在华农培养的嫡传院士啊！纪念大会上，邓子新的发言声情并茂。”程见尧翻开邓子新写的纪念文章，“邓子新是华农77级的学生，1982年留校任教。有一天，他正埋头做实验，陈院士忽然交给他一封英文信件让他翻译。陈院士上课一向是中英文双语教学，让一个学生做翻译工作，显然有考核之意。不久，陈院士带队到英国考察，经过反复权衡，他为邓子新选择了以欧洲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而著称的约翰·英勒斯（JOHN　INNES）研究所，并为他办好了留学的一切事宜。邓子新基本上什么事都不用操心就非常顺利地赴英国留学了……”

孙朝恺总结道：爱生如子，爱校如家……正是有像陈院士这样一代又一代爱国敬业的杰出学者，华中农业大学“勤读力耕,立己达人”的校风才能一代又一代薪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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