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在《读书》发表了影响广泛的《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一文，文章质疑了转基因所代表的现代农业，也谈及了现代科技在带给人们福利的同时，塑造了一个风险社会。
田文是中国社会近年来从未消歇的转基因争论的一个结果，其发表也为这场争端提供了新的燃料。除了转基因问题，在垃圾焚烧、水电开发和食品安全等议题上，科学和科学家也一次次被推上了舆论批判的风口浪尖。
但让人费解的是，在多年来常规举行的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科学家每一次都被受访者列为最被信赖的人。类似的调查结果同样见于美、欧、日本、澳大利亚。而这些国家的科学界，也无一不被科学争议所困扰。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科学或科学家的这种分裂形象？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其造成的“风险社会”是否无法避免？作为知识分子，又当如何在争议中的科学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分裂的科学家形象
首先我们要看到，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与渗透确实在不断深入，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与社会传统价值之间的摩擦也在不断加大。康乃尔大学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那尔金（Dorothy Nelkin)指出，人们对科学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道德和宗教影响的担忧，环境价值与技术发展的对立，以及人们担心新兴技术的健康风险，导致了社会上对科技问题的争议不断。
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传统自然和物种的界定。将细菌的蛋白转入植物体内，或者将人奶基因转入牛体内，这些无疑是传统的自然观念无法接受的，尽管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规科研机构认可转基因有害。
然而，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何以人们在没有转基因有害的证据的情况下，对其持续抵制，更无法说明，何以公众同时又继续对科学保持高度的信任。
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很多人潜意识中认为，科学和科学家是值得信赖的，但诸如转基因或者其他争议领域的倡导者则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并非合格的科学家。
科学在当代社会遭到质疑，还不仅仅在于被质疑的研究自身的知识是否值得信赖，这种质疑还与科学与体制的纠葛有关。
国际科学传播近30年的研究表明，公众对科学议题,特别是对热点争议话题以及新技术的态度，与其对政府或社会管理机构的信任密切相关。其原因很简单，人们认为，只有强大、有效和负责任的政府或社会管理部门才能确保有潜在风险的技术不会转化成直接威胁我们的风险。
由于科学和高新技术的专业性必然带来知识权威或专家意见的垄断性，很多西方公众也对民主体制能否在科学议题上得以落实抱有怀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基层民主参与实践，一直以科学、健康及环境议题为主。
在中国，在缺乏信息透明机制以及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官民情绪严重对抗的情况下，科学家往往被形容成政府的附庸。于是，在争议问题上，载有科学家声音的报道后面动辄数百篇愤怒的网友评论。这些网民评论所代表的社会心态也是中国科学争议一旦进入公共议题就被长期化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我们对涉及科学内容的媒体报道及微博发言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发现了与国外研究同样的结果，即公众和媒体对科学议题的态度，同样与对政府信任度密切相关。例如，我们针对在湖南衡阳违规进行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营养转化实验的微博传播的研究显示，自2012年8月31日该事件被曝光开始，到当年12月涉事的中美科学家被确认违反了确保公众知情权等科学伦理、中方责任人遭到中国政府部门的严肃处理为止的220天内，以“黄金大米”为主题词的相关微博内容达到54.5488万条。这表明微博舆论对事态的高度关注。 我们注意到，网友对科学的质疑往往与其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和对传统权力的颠覆有关。
笔者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在微博上人们对转基因议题留言时，那些关涉到政府管理的微博被转发的频率往往更高。这也说明，中国网民对转基因的态度，与其对政府或体制的意见有密切关系。
正因为如此，在人们将科学家作为信息不透明的政府附庸时，才会去妖魔化他们。如果将科学家群体从具体的争端事件中抽象出来，则科学家群体仍然是中国社会最被人信赖的群体。这也是导致科学家既被质疑又被信任这种分裂形象的第二层原因。
然而，科学家尽管需要利用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丧失科学共同体的基本逻辑，成为政府意志的附庸或者为权贵背书。如果科学家要做出成功的工作，他们的研究需要靠同行评判而不是取决于政府意志。实际上，在国家大剧院建设、北京古城改造、中国加盟国际热核反应堆计划等诸多重大事项上，出现过不少院士及科学家拒绝为体制背书、秉笔直言的先例。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开创者莫顿在其名著《科学社会学》中，为科学勾勒了4个主要特征：普世性(universalism)，即科学对自然的解释意在揭示普遍真理；社群性(communism)，即科学家愿意在科学共同体内分享而不是垄断知识，科学家通过对彼此工作的把关而确保了科学共同体的可靠；无私性（disinterestedness），即科学知识并不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有组织的批判（organized criticism)，即科学的发展过程伴随着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和对新成果的建设性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莫顿反复强调，科学家个人并非都是圣杰，科学所具有的普世、无私、公正这些特点，是现代科学的体制性特点。在晚年，莫顿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虽然科学家个人可能被名利驱动，但这并不妨碍科学在总体上体现其无私的特点。
结合莫顿的研究来观察中国的情况，我们也会发现，尽管经常可以见到媒体对一些科学不端行为的揭露，但这并不能表明科学不再可信，或者科学共同体在整体上被腐化了。虽然科学家个体难免利益纠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以私心而扭曲科学，因为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内部制衡性仍然在保证其结论的无私性。
以转基因领域为例，虽然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这并不能证明田松所暗示的那样，所有相关科学家都会串通一气来掩盖转基因可能的风险，因为同样受到资助的负责研究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家有动力来发现其“害处”，科研课题组之间的竞争也会揭示那些试图蒙骗的研究。而在世界范围，包括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欧洲食品安全局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无一认同现有转基因有害的结论，这足以说明在这一问题上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这一共识很显然不是可以用科学家个人有了利益而会掩盖真相来解释的。
所以，回到本文开始所探讨的科学争议的话题，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科学与社会价值的冲突、科学知识自身所具有的专家的天然垄断性、以及人们对科学所不得不依赖的政治权力的信任度下降（这并不局限于中国），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科学争议不断。但这些争议并不表明科学本身不再值得信任。
不可避免的风险社会？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承认，科学的发展——或者借用《风险社会》一书作者贝克（Ulrich Beck)的话说，伴随科技进步的现代性的发展——确实会带来新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一点还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社会组织和管理机制的发展，可能跟不上具有潜在风险的技术发展从而导致风险技术失控。
但在此处，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确区分风险技术的故障与风险技术的失控。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的德文原版发表于1986年，恰好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于当年4月26日爆发灾难性核事故之前不久。因而，书中对技术发展不可控带来的人类和环境灾难的说法迅速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以此认定风险技术会注定失控则缺乏证据。
我们要看到，任何技术，不论是传统技术还是高新技术，都存在着出现事故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做到杜绝这些事故，只能是让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更小，危害性更低。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看到，新技术，包括各种争议性技术，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比起传统技术来，实际上更小而不是更大。原因很简单，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把控制风险作为其内在的一个环节，现在分析一项科研课题可能给社会造成的潜在风险也是申请课题的标准程序。
以核电技术为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即便如此，核电事故相比于传统的火电事故来讲，不但数量少很多，在世界范围内，单位发电量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只是传统煤电的1/40（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造成的死亡和癌症后遗症数量较多的原因，与苏联当局对此的隐瞒和处置不当也有直接关系。与之相比，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尽管灾难程度不亚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但造成的直接死亡数量为零。到2012年2月为止，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委托的调查报告表明，只是发现抢修核电事故、长期直接暴露于大剂量辐射之下的两名工人，可能患上了与此有关的癌症。而2013年5月发表在著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一份评估研究表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对于受到辐射的人而言，造成的致命癌症的几率大约为千万分之二。
其次，看待新技术的潜在风险时，我们也应当采取更加广阔的视角。比如田松文章中提到的化学农业，其对生态当然存在危害。但据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敏引述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不采用农药与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传统农耕文明的每500公顷能养活的人口约为1000人，而现代化农业能养活的人口，同等土地则至少为5000人。而采用现代技术并非让农业走上了不可持续这种高风险境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罗伯特 · 帕尔伯特（Robert Paarlbert）在《食物政治》一书中指出，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90－2004年粮食产量增加了5%，农耕地减少了4%，灌溉用水减少9%，多余氮肥使用减少17%，农药使用减少5%，农业总耗能增加了，但增幅只有其他行业的1/6。而与之相反， 据美国农业部的数字，尽管有机农业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到 2008 年，仍然只有 0.51% 的美国耕地用于有机农业生产。绝大多数有机作物亩产量都在常规农业的 60% 以下。就市场占有率而言，有机食品大约占到了美国国内市场销售额的4%。
必须承认，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化学农业的自然延伸，而这一延伸实际上降低了现代化学农业对环境与健康的冲击。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科学家2011年发表在《生态经济》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自从7年前采用转基因棉花以来，其棉花种植已经减少了50%的化学杀虫剂使用，其中剧毒农药的用量更是减少了70%。据此每年减少了数百万起农药中毒事故。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主要体现在通过提高作物产量而减少耕地使用，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剂上。美国科学家于2011年发表的一篇综述，评估了过去 15 年来150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后发现，就总体而言，已经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通过提高了免耕作业、减少了杀虫剂用量、使用对环境更友好的除草剂和提高产量，从而减轻了土地压力，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在对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潜在风险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要看到，科技发展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解决这些风险的技术。比如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公认，由于人类工业化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会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但人类的工业化活动，也创造了各种新能源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能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人类碳排放将在几十年后大幅下降。以过去十几年我们可感的技术进步而论，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经济和科技发展孕育这些新技术的能力在不断进步。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并不能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人类技术造成的风险一定在增加。
探讨科技进步和风险社会，离不开社会二字。而那些认为科学的快速进步不能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从而会失控的说法，尽管具有理论的可能性，但不能得到现实证据的支持。我们在影视文学作品中，不断会看到诸如“邪恶博士”、“章鱼博士”或者“僵尸博士”这些邪恶的科学家或者掌握了巨大科学力量的恶棍，但在现实中，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这样的“博士”。
为什么呢？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不是靠科学家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实现的了。昂贵的实验设备、大量的人员投入才能产生有限的研究成果。在现代科研体制下，科研经费的预算制得以普遍确立，实验室是以课题而不是机构为单位来获得主要经费。任何大型科研项目都需要在常规途径之外，通常是向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家来申请，这使得某个“邪恶科学家”个人来控制能量巨大的科学或新技术来做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如此的设置并非是担心邪恶科学家的出现，而是为了防止科研经费的滥用和浪费。
在社会性力量对科研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并非如很多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完全赶不上高新技术的发展。因为重大科技的发展，不是一夜间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科学界内部，还是科学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互动，这些互动过程本身也是科学发展与社会互相适应的过程。
以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为例。2011年年底，荷兰和美国两组科学家，分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下，“制造”出一种传染力更强的新型 H5N1 禽流感病毒。这项工作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因为人们担忧，如果合成病毒的手段被恐怖分子掌握来发动生化战争，那对人类将极为危险。
于是，2011年12月，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 NSABB ）建议，在发表这两项禽流感病毒研究工作的论文时，去掉研究的实验细节，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这些细节来生产生化武器。而美国政府也把这一结论当成了其官方立场，不久，世界卫生组织也作出了类似建议。这立刻在科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科学家在对政府干涉科研发表感到愤怒的同时，指出论文发表的实验细节，远远不足以保证恐怖分子能成功复制病毒，但却可以让正常的科研工作，更好地分享这一研究的成果从而造福人类。最终，科学家一方取得了胜利。论文被原文发表。但这一激烈的争论，也让政府的科学资助部门和科学家彼此都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和手段，让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更为规范。
这一案例是社会与科学互动的典型。我们发现，不存在一个脱离社会存在的科学界。不论是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其成员绝大多数也都是科学家，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首先意识到这一研究可能的后果并做出建议。但这些科学家以及伦理学家、专业的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研基金管理者，也都是科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的组成部分。
在微观层面上如此，在宏观方面上，社会组织也一直与科学发展保持着互动。例如，学者们对“风险社会”的担忧，尽管有些最终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但这种探讨仍然非常有意义，使得在社会层面上抑制科学的负面发展成为了共识，因而也才出现了在理论上具有批评意义的科技研究（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即属于其中）以及科技伦理研究的大发展；在实践上，这些探讨导致了遏制不当科学发展的社会管理机制甚至是司法手段也在不断出现。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出现了政治家与科学家串通一气，则有可能会出现科学成果被邪恶力量利用的灾难性后果。的确，美国历史上就发生过“优生学”得势的耻辱事件，有的州以“优生学”为依据，禁止生理缺陷者或者被“诊断”为犯罪倾向者生育。
为了规避类似的风险，对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探讨始终不能回避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基层民主参与实践，一直以科学、健康及环境议题为主，正是基于此理由。
如何促进公众参与科学？
如何鼓励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呢？首先要在态度上认识到，公众对科学和争议性技术的抵制，背后体现了民众对自身健康与环境的真切关注、对垄断性权力的抵制、以及对不受控制的科学发展的担忧，这种诉求对于构建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而言，具有高度的合法性。
但在认同民众关切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要承认，公众呼声决不能被赋予颠覆科学的权力，科学更不能依靠民意投票来解决。一些争议性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垃圾焚烧、建核电站等是否安全，必须通过科学证据来回答。同时，坚持科学证据并非意味着科学或者说自然科学就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全部。对这些议题的探讨，同样也涉及到社会管理、伦理价值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对体制不满而拒绝接受科学界的普遍共识，也不能因为追求民主而将我们的结论建立在影响广泛的传言的基础上。
同时，学者的探讨对于促进民主参与科学非常重要，但这些探讨应该充分地基于事实。比如田松在质疑转基因时，得出转基因农业已经失败这一结论就不符合实际。实际上，世界转基因的种植面积一直在扩大。人们听到的对转基因批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在短短6年时间内转基因种植面积迅速超过了中国（中印两国转基因作物主要都是棉花）。假如转基因如传言中造成了那么多农民的自杀（这一说法已经被多次辟谣），假如转基因（棉花）受到了印度棉农的广泛抵制，在同样以小农为主、政府也没有权力强迫农民选择种植品种的印度，转基因农业不可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
学者探讨问题，也应该多一些审慎。还是以转基因的话题为例，一些质疑转基因的学者轻易地引用环保组织说的美国农药用量上升从而让转基因减少杀虫剂用量的承诺破产。实际情况是，美国种植转基因抗虫作物，导致的杀虫剂（insecticide）使用大幅度减少，但美国种植量更多的是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因为农耕最耗力的是除草，使用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后，除草剂（herbicide）的用量大幅度上升。而杀虫剂和除草剂都被称之为pesticide，也就是农药。在英语语境中，这是清晰明了的，但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环保组织刻意模糊概念，宣传杀虫剂用量大幅上升（在中国，pesticide也被翻译成杀虫剂）。学者可以不太清楚英语上的歧义，但简单想一想，美国的农业是高度商业化的，如果声称减少杀虫剂用量的转基因品种增加了杀虫剂用量，怎么还会有农场主用它？
督促公众接受科学结论并不意味着科学家、科研机构或政府科研管理机构可以自行其是，可以以公众科学素质低为理由拒绝对话。相反，科学家和科学界需要为自己从事的或支持的科学研究提供透明性，并有为落实这种透明性提供解释、说明和证据的义务。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首先应该体现为对科学议题的恰当关切和对科学议程的合理设定。比如，在转基因议题中，民众呼声所代表的民主性，体现为民众对转基因安全的合理担忧。这就要求科学决策者必须把转基因安全研究置于最为核心的地位。
除了为科学研究设定议程和优先顺序外，在具体的辩论或讨论过程中，确保科学发展的民主性也应该体现为关注、检视和验证公众所提出的证据，不应因为这些证据在主流科学家视野之外而拒绝。例如，在转基因的讨论过程中，公众往往会提到阴谋论的问题，科学界不应以子虚乌有而简单回绝，而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和实证的手段对此提供解答。当然，如前所述，民意尽管有提出证据的权利，但这种权力并不能取代证据本身。
最后，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也应该体现为民众及其代表对科学组织和科学行为的监督，包括公民代表参与审批科研预算、衡量科学项目的民生收益、曝光科学不端行为等。必须看到，所有这些诉求，并不一定要全部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得以实现。代议制民主也能够保证科学发展的民主参与原则。
在科学议题上有组织的民主参与，不但是确保科学负责任的发展和降低科学发展潜在风险的不可替代的手段，而且国内外多年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公众的民主化参与对于公众接受科学知识、树立科学态度、正视潜在的风险以及合理权衡风险与收益比，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这类参与将变得更加容易，成本相对更低。而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低成本的表达，同时也能成为基于证据的、负责任的民主表达。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转基因、风险社会与公众参与科学。限于篇幅，本文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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