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土壤与环境保护专家黄巧云教授：

至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为社会和谐稳定，调整经济结构，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农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四个如何”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等情形下，如何保障农产品数量的安全和质量的安全，这个重大挑战给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业污染治理提出了要求。作为这一领域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必须坚持为社会服务，面对农业重大问题，为推进我国农业可持续稳定发展努力工作。

农机专家、工学院院长廖庆喜教授：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二年聚焦“三农”，作为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和高校教师，倍受鼓舞和振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发展新常态，《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为我国农业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强化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在生物育种、智能农业、农机装备、生态环保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其实质是明确了农业科技创新方向是生物技术与机械化、信息化技术并重，通过现代农业装备物化农业技术是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科技的主要途径和载体。

未来的农业科技创新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工程技术与装备的创新，将更紧密地与农业生物、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工作者携手协作，大力推进农机、农艺与农业经营管理深度融合，形成农业科技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管理经营信息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当前在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整体呈现“386199”局面、数量下降的今天，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使用，必然要依靠创新的农业装备及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机技术人才、农机手或农机合作社成员。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装备的技术创新、加快农业科技人员特别是农业机械专业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责任和当务之急。

农业经济政策专家张俊飚教授：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央长期注意到农业的发展，但是能够高度关注农业，并且从政策的层面上，连续12年出台1号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农业重要性的高度认识。事实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作为基础产业，作为安天下、保稳定的产业，在任何情况下，强调农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这就是作为1号文件来讨论农业问题的内在必然。

当然，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如水土资源日益稀缺且农业生态环境日趋严峻，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不断强化，农产品、尤其是事关民生的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农民收入水平依然不高，并增收渠道有限等，这些状况的出现，加上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与价格处于“双重挤压”状况并开始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农业如何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便成为政府关注、学者关心和农民关切的重大问题。破解这一问题，唯有继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完善农业政策，全面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立现代农业建设新思路、新举措，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新模式、新路径。

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我国的头等大事，尽管确立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但是在事关地方经济发展问题上，如何将地方经济利益与国家宏观发展相互衔接，实现目标整合，是中央政府主体和地方政府主体经常会面对的具体难题。对此，2015年的1号文件给出了明确答复，要“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并从 “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继续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等方面，来构建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的新机制。

与此同时，农业要强，竞争力要高，就必须采取数量、质量、效益三者并重的策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在生物育种、智能农业、农机装备、生态环保等领域研发并转化一批高水平科技成果，通过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来增强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力。

国家肉牛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郭爱珍教授：

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近一年来，由于进口（含走私）牛肉和奶粉冲击，加工企业纷纷将“价廉物美”进口产品推向市场，国内产品遭受冷遇，国内肉牛养殖业和奶牛养殖业都出现滑坡局面，杀牛倒奶的报告见于各路媒体，养殖者大部分心存怨气，担心中国人是否能靠吃进口畜产品过日子？我国养殖业大落后是否还能大起？养殖业是否能可持续发展？一号文件表明：中央也在考虑百姓的担心，“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表明中央将会想办法应对当前局面，这给广大养殖者带来了信心。

“加大对生猪、奶牛、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支持力度，实施畜禽良种工程，加快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畜禽养殖，增强畜牧业竞争力。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政策。”表明中央发展民族畜牧产业是有决心的，这是给畜牧工作者的一颗“定心丸”。

“探索建立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校及其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职业院校、科技特派员队伍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积极推进种业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改革试点，完善成果完成人分享制度。”这对于从事应用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是利好信息。

多次提到“增加农民收入”，同时，“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这表明，中央对“增加农民收入”是有决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在养殖业中，农民养殖场由于规模小、基础设施投入少、养殖点分散、农民动物养殖技术和防病知识差，导致动物重大疫病控制难度大，常是疫病暴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农民小规模养殖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养殖模式。然而，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民降成本、控风险。抓好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试点”。因此，如何让农民参与畜牧养殖并获利，同时，降低疫病暴发的风险，是该行业应该努力思考的问题。

“做好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这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举措，将对促进“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筹不到款是制约养殖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养牛业，是一个投资大、见效慢、产业链长的行业，以往养殖者的大部分土地都只有经营权，不能用于财产抵押担保贷款，这一改革将给养殖业带来非常便利的投资历环境。

人文社科处处长张岳君：

我校人文社会科学要实现繁荣发展，必须在聚焦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中做出贡献。中央1号文件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最具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课题研究指南，文件提出的“三农”工作必须破解的“四个重大难题”，是我们要主动聚焦并有所作为的重大需求。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引导，凝聚力量，发挥优势，创新机制，重点开展协同攻关，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锻造一流队伍、产出一流成果、提升学术声誉，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

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主任范敬群：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科技创新从2014年1号文件的第11条提前到了第4条，在深化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这种顺序的变化彰显了农业科技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历年的一号文件提到生物育种的频率之高，在整个经济科技领域都非常罕见。在过去12年里，中央一号文件三次出现了“转基因”，2010年和2012年都强调的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今年则明确提出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将转基因科普与研发和安全管理并列，这是首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2014年的一号文件相比，“分子育种”委婉的表述被“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替代，这表明了中央对转基因研发旗帜鲜明的态度，有助于转基因议题的脱敏，纠正当前舆论污名化转基因技术的倾向。